兩次金融危機發生時，中國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我們不應再選擇回歸過去的潛在增長率，而是嘗試著回歸新的潛在增長率。在此情況下，我們會遇到以下兩個問題：第一，過度刺激帶來的后遺癥，比如產能過剩、高杠桿、僵尸企業等等。第二，我們現在還在嘗試采取經濟刺激政策，但是卻和“推繩子”一樣使不上勁。
中國為什么難以消化“四萬億”后遺癥？

       供給側和需求側所受外部沖擊值得研究
       第一，我們現在處在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下，對于面臨的問題，應該主要從自身調結構、轉方式、轉變經濟增長動能入手，但是在此過程中，外部沖擊是必然要發生的，所以我們也必須要有所防備——更何況有些危機也可能是自身原因造成的。所以，我們需要內外兼顧、防范系統性風險。因此，對兩次石油危機和金融危機做一個回顧性研究，經過比較分析，提煉其政策含義，我覺得是必要且有價值的。
       第二，我認為石油危機和金融危機是不一樣的。總體來說，石油危機是典型的供給側外部沖擊，金融危機則是需求側外部沖擊。在石油危機中，對于供給側的沖擊，我們主要是承受者。比如，我們剛剛經歷了來自大宗產品的價格沖擊，雖然其方向和過去爆發的石油危機正好相反，但是從一個方向去研究問題，經過舉一反三、逆向思維，仍然可以帶來有針對性的政策借鑒，同時這也是必要的。比如所謂的“降成本、轉方式、調結構”，其實常常是被供給側外部沖擊倒逼而生。對于需求側危機，我們既受到其影響，同時危機本身也可能是我們自己制造的，對此我們也需有所警惕。
       過去我們對金融危機的討論較多，現在回過頭來再去關注供給側的外部沖擊是有價值的。需要對兩類危機進行比較研究，分別指出各自的政策針對性和對我們的啟示。

       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影響可作前車之鑒
       經濟學家的研究常常是為了給出政策意見，所以弄清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種外部沖擊所引發的危機帶來的不同影響可能更重要。
       我覺得石油危機對日本的經濟走勢有一定的深遠影響。有學者得出的結論是，石油危機“打破”了日本經濟增長的進程，但我認為在用詞上，“影響”比“打破”更切合事實。上世紀70年代，日本已經完成了最初趕超的發展階段，也就是說，50年代-70年代是日本典型的人口紅利收獲期，人口撫養比明顯下降，這正如中國在2010年之前的情況——人口撫養比下降較快。
       但是從70年代初開始，日本的撫養比就降到了最低點，并在低點上維持了接近20年——與之不同的是，中國的人口撫養比數據呈現為V字，在降到最低點后立即轉為上升，即人口紅利的喪失是瞬間的。
       日本的經濟緩沖期為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當人口撫養比不再下降時，所有因素都會受到影響，包括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供給、資本回報率、資源配置效率，從而影響全要素生產率，并必然導致潛在生產率下降。因而在50年代至70年代間，日本的經濟增長速度基本為9.3%；而在70年代到1990年，經濟增速降至3.8%，當然年度之間有波動性；90年代后，日本就進入了“停滯的30年”（或稱作“失去的30年”），經濟接近零增長。
       而在此之間，日本為了應對石油危機，采取了制定新的能源政策，培養國民節能意識，調整產業結構的措施，從而使經濟增長走向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也就是說，上世紀70年代后，日本已經是高收入國家，能源消耗接近零增長，仍然保持了經濟增長，生活水平卻沒有下降，日本的經濟算得上是“羅馬俱樂部式增長”。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本經濟恰恰也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供給側問題，或許日本當時沒有意識到，但是危機提供了一個虛假信號，其也對這個信號做出了反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日本做到了“降成本、調結構和轉方式”。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因為信號本身有問題，而降成本是“標”，轉方式、調結構是“本”，日本在“轉方式”上比較成功，相對較弱的是“調結構”。它依舊認為，是石油危機而不是自身供給側存在問題影響了經濟發展，并相應地采取了經濟刺激政策，從而在“調結構”上走了彎路。

       兩次金融危機中國所處發展階段不同
       關于兩次金融危機的成因和背景，學界有各種觀點，這些觀點并不是相互競爭的，而是互補的，將其結合可以較好地解釋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但是，亞洲金融危機是在發展中國家誘發出來的，而全球金融危機則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兩者有很多不同之處。有學者認為在兩次危機中，中國處在不同周期。我覺得這是值得注意的，但不應該說是處在不同周期階段，因為如果是處在不同周期，我們容易把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之后中國的應對政策同一化。
       我覺得可以明確地說，兩次危機發生時，中國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雖然我們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但是根據影響潛在增長率的供給側因素，即生產要素供給、資本回報率和生產率的提高速度看，顯然在1998年之后和2009年之后，我們面臨的發展階段是不一樣的。因此在面對需求側危機時，雖然都采取了經濟刺激政策，但是結果就會不一樣。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是讓受到沖擊的經濟增長速度回歸到潛在增長率上。
       但是，1998年和2009年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不一樣的，很顯然，在第二次金融危機時，我們的潛在增長率不再是兩位數，不僅在逐漸下降，而且下降速度較快。既然人口紅利的消失呈現為V字型轉折，那么潛在增長率也是陡然下降。正如我過去模擬的那樣，2010年之前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基本上是10%左右，而亞洲金融危機就處在那個階段；2010年之后的“十二五”，中國經濟增速下降到只有7.6%，到現在“十三五”，潛在增長率只有6.2%，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如果中國繼續追求讓經濟增長速度回歸到歷史上的潛在增長率，那很有可能犯錯，四萬億計劃產生的后遺癥長期難以消化，就是一個例子。
       由于兩次金融危機后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我們不再選擇回歸過去的潛在增長率，而是嘗試著回歸新潛在增長率。否則的話，我們就會遇到以下兩個問題：第一，過度刺激會帶來后遺癥，比如產能過剩、高杠桿、僵尸企業等等。第二，我們現在還在嘗試采取經濟刺激政策，但是效果卻不理想，像“推繩子”一樣使不上勁。
       我們可以更仔細地分析兩次金融危機中通脹、投資回報率、持續時間有何不同及原因。我認為將其放在發展階段變化框架下來解釋，可能比放在不同周期框架下更得心應手。
       除此之外，我們如何認識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第二次金融危機？這關乎世界經濟形勢和全球化趨勢，同時也能對當代西方國家政治結構發生的出人意料的變化進行解釋。全球化過程中，任何國家都必然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中國正好是調整中有利的一方——全球化需要廉價勞動力，而我們有豐富的勞動力，即該輪全球經濟發展和我們的二元經濟重合。雖然我們一度并不強調進行再分配，消除收入差距，但是就業的擴大本身就是一種包容性的增長。因此，我們在不知不覺中享受到了全球化帶來的好處。
       過去西方國家之間主要是進行產業內貿易，不存在很大的要素差異，因此并不涉及利益結構調整和就業分工變化。而當西方國家與生產要素稟賦完全不同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貿易時，很顯然這種貿易中發達國家傾向于降低勞動收益，在發展中國家則傾向于降低資本收益，這就造成了發達國家的勞動者受損——勞動力市場兩極化：高技能工種和非貿易部門低端就業增長較快，處于中間位置的制造業技能型工人的崗位則被剝奪了。
       所以，發達國家的收入分配發生了兩極化，中產階級不能從全球化中獲益。美國傾向于把經濟政策民粹主義化，采取寬松的金融政策，擴大信貸，造成房地產泡沫，當泡沫破滅，次貸危機正式爆發，而這些就業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