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對迄今為止的氣候變化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未來氣候變化的遏制將要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來承擔。”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日前表示，建議國家間減排采用第三渠道的協作減排機制，即國家間協作減排計劃。
　　惡性循環
　　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80%左右是發達國家在1950年以前的工業化時期排放的。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高排放的制造業開始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隨著這種轉移排放的增加，以及為滿足世界消費所增加的生產性排放，發展中國家漸漸成為高排放的角色。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關于氣候的紛爭，就表現在對追究發達國家歷史排放量的爭論，和對未來如何實施排放溫室氣體游戲規則的辯論。
　　目前，國際減排協作機制中僅存兩個渠道，第一個是清潔發展機制，第二是發展中國家的碳的交易制度。兩個機制之間缺乏國家層面的國際協作減排制度，也沒有一個國家之間資金支持和技術轉讓的制度方案。發達國家目前對發展中國家轉移支付的主要渠道是碳交易。如果主要依靠市場交易，發達國家只能事后支付，而發展中國家要成功實現大規模的減排，需要大量前期基礎設施和技術設備更新的投入。
　　樊綱指出，事后支付機制等于沒有支付，許多減排行動也將無法在發展中國家展開。發展中國家因在國際協作中得不到資金支持，缺乏承諾任何加入強制減排協議的動力；而發展中國家不做任何承諾，又構成發達國家不進行資金與技術轉讓的借口，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渠道
　　“人們老說中國不消費，要提高消費水平”。樊綱說，“但生產是為了消費，如果我們提高消費水平，結果是世界上會需要更多的生產，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所以，眼光僅僅盯著生產是不對的。”樊綱建議，應該采用國家間減排協作計劃作為減排的第三渠道。
　　樊綱表示，國家間協作減排計劃同清潔發展機制一樣，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開展，并基于可測量、可核證、可報告原則。國家間協作減排計劃更注重國家間的協作，強調發達國家在國家層面的技術轉讓和資金配置承諾，以及發展中國家實施的漸進策略的承諾。
　　據介紹，目前已有計算模型能夠計算各國的責能指數，具體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各國應該在全世界減排的任務中分攤多少責任和任務，要和歷史上排放的二氧化碳掛鉤。二是公共品的供給，富人應該多為公共品的提供出資、出力。歷史上很少排放的發展中國家有進一步發展的權利，發達國家應該讓出一部分排放的空間來，讓發展中國家得以發展，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三是從責任能力來看，發達國家由于收入水平較高，應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提供更多的資金和技術。
　　樊綱建議，要建立國家間聯合減排計劃與國際氣候公約作為行動方案。具體內容一是要以歷史累積消費排放計算各國的責任；二是按各國的人均收入和有支付能力人群的大小測定各國的減排能力；三是根據以上兩個指標測算責能指數；四是以《京都議定書》國家中最低的人均累積實際排放為標準，設定加入強制減排協議的門檻；五是實現自愿減排的發展中國家，減排越多可以越推遲加入強制減排的國際機制；六是自愿減排的國家在參與國際碳交易的同時，可以提出自己的減排計劃，邀請發達國家參與國家間減排協作計劃。
　　他表示，公約中的發達國家需承諾，取消任何減排所需技術的封鎖，并承諾資金配置。所承諾的資金可以部分用于建立基金支持國際間的戰略性、試驗性項目，主要部分則進入國家間減排協作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