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國家發改委網站，4月發改委批準的項目就多達328個，而5月也有超過200個項目獲批，僅5月21日就有近100個項目獲批。此外，5月前20天四大行因新增項目而新增貸款340億，5月總共“放行”項目超過千億。有媒體用“開閘放水”來形容發改委此舉。

　　

       中國經濟是要“穩增長”還是要“調結構”又引起了官學兩界人士的爭論和擔心。對此，本次圓桌論壇邀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研究員魏際剛、財政部亞太財經發展中心副研究員胡振虎共同討論。

　　

       加速項目審批旨在“穩增長”

　　

       中國經濟時報：外界普遍認為，此次發改委加速重大項目審批是出于對4、5月宏觀經濟數據不佳的一劑“強心針”。在各界對重啟投資刺激政策擔憂的情況下，發改委加速重大項目審批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張立群：加快既定重點建設項目審批進度和建設步伐，是穩增長的一項政策安排，對于穩定投資增速具有重要作用。關鍵要科學選好項目，對發改委的項目審批，也主要應從這個角度評判。

　　

       雖然我國鋼鐵生產能力有所過剩，但這不應成為新項目該不該上的根據。市場競爭就是要優勝劣汰，不能靠不批新項目來保護落后產能，不能靠控制市場準入維持產業現狀。在對項目本身論證了解不多時，對項目審批的合理性是沒有發言權的。

　　

       魏際剛：政府有責任保持宏觀經濟穩定。當前最重大的宏觀經濟問題，是實現國內經濟的平穩增長。沒有宏觀經濟穩定，國內的許多矛盾會逐步突顯，甚至尖銳，這將會使中國的發展處于一個比較被動和危險的狀況。

　　

       因此，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投資政策、結構性減稅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結構優化及競爭力提升的產業政策和公平的市場準入政策十分必要。發改委近期審批通過一大批項目應該是出于保經濟增長、保社會穩定這一優先目標下做出的主動政策安排，這也是相關產業發展的需要。

　　

       胡振虎：加速重大項目審批進度、提高項目執行效率，首先是具備了刺激政策空間變大的基礎條件，其次更多地是為了應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內在壓力。自2011年7月份到今年5月份，PPI同比連續10個月下降，連續8個月負增長，充分說明總需求不足。目前CPI漲幅回落，通脹壓力已大為緩解。通脹預期下降為實施積極政策騰出了空間。為了確保關鍵的2012年順利過渡，通過“穩增長”保持社會穩定合情合理。具體來看，加速重大項目審批必須考慮以下兩個主要因素：

　　

       一方面，必須認識到加速審批的客觀必然性。帶動經濟增長的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都在減速，必須采取一些措施防止經濟快速下滑。首先，出口繼續下滑，商務部《2012年春季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顯示，2012年一季度中國外貿增速明顯放緩。其次，投資增速較慢，主要表現為固定資產投資下滑、制造業收縮、房地產市場低迷和民間投資不振。再者，消費需求疲軟。一些經濟先行指標顯示需求不足正在延續甚至加重，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難以短期優化，支撐居民消費的購買力很難迅速提升。近期電力儲備較多和油價下調都表明市場開工不足導致對要素需求下滑，進而造成要素供過于求、價格下跌。

　　

       另一方面，要選擇科學的政策工具。具體來看，“穩增長”的短期政策組合主要是加大財政投入、投放貨幣流動性和出臺產業政策，通過不同力度政策工具的組合拳實現總量調控目標和結構調控目標。要起到立竿見影效果，一般要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組合擔綱。為了管理通脹預期，2010－2011年以來連續密集地運用數量工具和價格工具貨幣政策，已造成貨幣流動性下降，尤其是造成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同時，股票、債券等資本市場也較為低迷，市場融資環境較差。為此，近日央行下調基準利率0.25個百分點，同時允許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浮動，就是為了有效降低實體經濟貸款成本，提振投資積極性，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經濟下滑在預期之內

　　

       中國經濟時報：近來中國經濟是否會“硬著陸”再次成為討論熱點，以目前情況來看，中國經濟的下滑是否在預期之內？

　　

       魏際剛：國際環境不樂觀的狀況短期內難以改變，國內需求短期內有大提升也難以實現，加上一段時期以來嚴格的宏觀調控，經濟發展的環境確實不寬松，另外，結構調整過程中新經濟增長點未能有效接替，總體看，經濟短期下行壓力確實很大，經濟短期內有所下滑符合預期。

　　

       胡振虎：中國經濟增速下滑是受不斷惡化的外部環境影響和國內“主動”經濟轉型負面作用的結果，沒有出人意料。但是，中國經濟出現“硬著陸”可能性較小。

　　

       目前，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下行都惡化了中國經濟外部環境。同時，中國國內經濟轉型和政策調整也直接造成了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一是產業結構升級換代，雖然長期有利，但短期會以犧牲一定經濟增長為代價；二是節能減排會淘汰一部分落后產能，也會擠掉經濟增長中的“水分”，但在經濟數字上會表現出減少；三是人民幣匯率改革客觀上造成重回升值通道，出口增速會受拖累，從而影響經濟增速。

　　

       但是，中國經濟不會出現“硬著陸”。首先對經濟“硬著陸”必須要有清晰認識，“硬著陸”不是指一般的經濟下滑，而是指經濟出現急劇大幅下跌，甚至觸底。目前中國經濟下滑只是出現了“微調”下的小幅波動，但沒有直接造成社會和金融體系不穩定，與“硬著陸”有本質區別。

　　

        一方面，中國經濟仍然有牢固的基礎保持長期經濟增長，主要支撐因素如下：一是基礎設施仍有很大改善空間，尤其是水利、電力、網絡等農村基礎設施；二是有一些亟待進一步開放的服務領域，比如醫療衛生、通訊、教育等；三是產業升級換代領域較多，尤其在高、精、尖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四是資金實力雄厚，表現為財政基礎牢、儲蓄富足、外匯儲備豐富，具備轉化為現實投資的財力基礎。另一方面，近期經濟數據在“難看”背后還是在釋放一些積極信號，一些先行指標顯示中國經濟依然存在保持增長勢頭的潛力。2012年5月份，中國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5.2%，同比小幅回落0.9個百分點，但從2011年5月份到現在一直處于臨界點“枯榮線”之上。2012年5月份，PMI小幅回落，但已連續6個月保持在“枯榮線”上方。

　　

       運用刺激政策需謹慎

　　

       中國經濟時報：雖然國家發改委近日召開新聞吹風會，澄清所謂“新一輪經濟刺激計劃呼之欲出，以及4萬億投資2.0版來了”等不實報道，但由于今年4、5月份宏觀經濟數據走勢與2008年下半年推出的“4萬億”刺激計劃啟動前后的數據也接近，不少人還是認為“經濟刺激號角已吹響”并開始揣測新一輪經濟刺激的力度。您認為“刺激新政”是否會重啟，有沒有重啟的必要性？

　　

        魏際剛：在當前這樣一個富有挑戰性的歷史時期，政府確實有必要統籌短期增長和長遠發展，統籌考慮經濟、社會、政治等因素，統籌考慮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相應地，短期政策工具使用，應當優先著力于防止中國經濟嚴重下滑。但是，短期政策要注意兩點，一是短期增長的動力要確保來自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組織方式，消除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和薄弱環節；另一方面短期政策要融入長期政策目標，如產業的結構優化和可持續發展，實現傳統產業改造提升，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培育和發展，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產業競爭力不斷，以及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胡振虎：歐債危機有繼續惡化的可能性，尤其是希臘退出歐元的市場預期愈加強烈，美國經濟復蘇進程依然緩慢，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在艱難復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之勢更加明顯，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仍在惡化。

　　

        雖然中國經濟增長面臨一些壓力，但不能簡單看經濟數字表面，當前的經濟形勢與2008年有根本不同，中國經濟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值得注意的是，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4萬億”投資的確在一些領域的投資效率不高，而且形成了不良債務、助推了物價飆升。因此，是否出臺更大范圍和更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還要看后續外部形勢演進和經濟數據變化。實際上，很多經濟政策效果都有一定滯后期，政策調整不能過于頻繁和草率，否則政策正反作用力相互抵消，達不到政策初衷。

　　

        政府應引導新批項目既促增長又調結構

　　

        中國經濟時報：此次重提“穩增長”，是否會對“調結構”產生影響？加速實施的這一批項目，對經濟拉動的效應將如何？

　　

       張立群：近期穩增長的政策比較集中，相信隨后這些政策的落實，我國經濟增速回落態勢將漸趨平穩。當然，我們也要高度警惕借穩增長來搞投資大干快上的傾向，認真把好政府項目的科學論證關；進一步完善鼓勵民間投資的各項政策，完善民間投資的風險責任機制。

　　

        魏際剛：新開工的這批項目，短期內無疑會促進經濟增長，也會促進一定程度的結構調整。譬如，新上的鋼鐵項目，是精品鋼鐵項目，這對于優化我國鋼鐵產品結構和布局結構，是有好處的。但也要看到，2009年以來的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在實現增長穩定同時，不可持續性問題也逐步暴露出來，對物價上漲有重大影響，節能減排形勢也比較嚴峻。如何統籌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貨膨脹預期三者的關系是政府面臨的新課題。

　　

        胡振虎：“穩增長”是要實現穩中求進，“穩”的內涵一定包含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健康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必定包括“調結構”。反之，“調結構”也必定會促進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因此，選擇政策工具前一定要清楚明了政策出發點，同時避免畸重畸輕的政策力度造成負面影響。如果是為了通過刺激投資需求促進增長，就應該切實通過技術、管理和制度創新提高投資效率改變經濟結構，否則可能會導致重回投資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通脹的老路，甚至同時伴隨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最終會存在陷入“滯脹”陷阱風險。

　　

       由于一些地方政府推動城鎮化、工業化和區域協調發展的熱情很高，中西部產業結構升級和服務業發展空間廣闊，加速項目審批進度并切實開工項目具有必要性。同時，加速實施項目會在一定時間發揮改變一些地區和一定范圍經濟數字的作用，但是倘若沒有配套的相關制度改革和政策出臺，這些項目可能會“孤掌難鳴”。長遠看，如果地方政府不能從投資主導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未來地方政府仍將繼續爭搶投資項目的沖動。倘若地方政府不通過創新提高投資合理性和回報率，不僅加速實施項目的效應會大打折扣，而且還會累積債務風險。

　　

       期待民間資本進入基建領域

　　

       中國經濟時報：根據5月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鼓勵民間投資參與鐵路、市政、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建設。這是否意味著大量民間資本將進入這些新上馬的項目？

　　

       魏際剛：鼓勵民間投資參與基礎設施以及公共服務領域，有利于提升增長的效率和增長的可持續性，符合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要求，是邁向效率型增長和可持續增長的重要舉措。我期待民間資本能夠進入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領域，既有利于鐵路發展，也有利于提高經濟運行效率，也有利于社會和諧。政府應當著力消除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領域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

　　

       胡振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中國政府開始啟動4萬億投資，通過大企業投資大項目，對經濟復蘇起到了較好效果，尤其是一些擁有資金、技術和人才優勢的國有企業，不但沒有倒，反而得到了較快發展，但仍沒有擺脫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通過市場機制啟動民間投資，既能讓民間資金參與投資項目競爭、提高經濟效率，又能通過民間投資促進國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來刺激消費需求。因此，新上馬項目必須要有民間投資參與。

　　

        一直以來中央政府都在努力通過出臺各種政策措施鼓勵民間投資，但似乎收效甚微。當然，其中原因較多，既有壟斷部門長期以來在鐵路、市政、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形成的天然壟斷，也有一些地方因維護部門利益而強行干預造成的行政壟斷，還有房地產、大宗商品市場等領域對民間投資的吸引，形成了“炒房”、“炒農產品”等不健康的市場行為。

　　

       除了打破壟斷和規范市場秩序之外，還要通過結構性減稅、理順投資渠道和深化金融體系改革等改革為民間投資提供寬松環境，只有這樣民間資金才能在市場競爭中更有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