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蕭條從來就是貿易保護主義孳生的溫床。1929年，正值源于華爾街投機狂熱的金融危機陰風凄凄之際，美國國會通過極端保護主義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觸發各國競相報復的關稅戰，終于將在危機邊緣掙扎的世界各國推向創紀錄大危機的深淵。時隔80年，華爾街巨頭再次將全世界拖進1929～1933年大危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世界是否會重蹈《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的覆轍？
　　全球貿易保護風潮蔓延
　　毫無疑問，當前世界各地、特別是某些西方經濟大國正在發生的一些事態已經令人感到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風潮興起的瑟瑟寒意：“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運動已從小城盧卡蔓延到了米蘭等大城市；俄羅斯提高了汽車進口關稅；繼提高部分種類豆油進口關稅之后，印度又于近日沒有任何理由地宣布限制進口中國玩具。
　　潛在影響最大者當屬頭號經濟霸權國美國發生的一些事態：美國各地政府機構銷售的中國制造紀念品和國旗已被指為不愛美國之舉；不久前美國眾議院通過的《2009美國復蘇與再投資議案》設立購買美國貨條款，要求這項議案計劃的900億美元基建投資受益項目不得使用美國之外生產的鋼鐵材料；此后，參議院審議的文本甚至要求所有經濟刺激計劃項目均需使用美國設備和商品。
　　而且，這種保護主義風潮還在向資本和人員等跨國流動領域蔓延：某些國家的對外投資已被指為造成本國就業機會流失而遭到更猛烈的質疑，裁員滾滾風潮中先拿外籍員工開刀正成為某些美國企業顯示愛國姿態的手段；某些美國參議員正積極主張在經濟刺激計劃中加入“雇美國人”條款；要求政府經濟刺激計劃受益行業和企業只能雇用本國人的游行示威已經從英格蘭蔓延到整個英倫三島。
　　對中國潛在殺傷力更大
　　相信貿易保護主義風潮還將繼續發展一段時間，特別是在美國，因為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本身就更容易使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取得與其實際經濟實力份額不相稱的政治能量。如美國憲法將對外貿易政策決策權授予國會，這種體制使得美國那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或貿易問題政治化的利益集團比主導行政的國家更容易左右國家貿易政策走向，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更刺激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惡性膨脹。
　　那么，貿易保護主義風潮沖擊之下，中國如之奈何？
　　《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無疑是前車之鑒。全面保護主義貿易戰必將推動全世界墮入貿易保護與貿易萎縮相互促進的惡性循環，這是世界各國必須竭力避免的結局。作為世界第二出口大國、全世界屈指可數的順差大國及上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者，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的潛在殺傷力更大。因此，我國應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遏制貿易保護主義風潮的蔓延。
　　不能混淆與沖擊本國市場
　　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抨擊和遏制，不能與維護本國市場正常秩序的努力相混淆和沖突。我國警惕和防范的對象不應當僅僅局限于旨在保護國內市場的傳統保護主義，還應當包括旨在奪取海外市場的進攻性保護主義。
　　由于經濟危機大大增強了各國爭奪海外市場的動機，相信各國將更多地運用財政、金融等工具支持本國企業奪取海外市場。即使在美國這個一向忌諱“ 產業發展政策”之類詞匯的自由市場經濟大本營，奧巴馬經濟刺激計劃的突出特點之一也是對新能源、IT等行業提供大規模財政投入。同時，美國絕大部分制造業也都在極力開展游說，力圖從經濟刺激計劃的資助中分一杯羹。依靠美國政府的財力支持，美國相關產業在國際市場上開展傾銷的能力可望大大增強。
　　而我國的實踐證明，市場換技術策略總體上并不成功。為了給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創造動力，給國民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我國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發展自主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之路。
　　近年來，我國不斷汲取改革開放以來自主先進制造業發展在許多方面不進反退的教訓，此次金融危機則被視為推進產業升級、進而加快擺脫外部經濟沖擊影響的良機。但發達國家進攻性保護主義上升的趨勢與我國發展自主先進制造業之間的矛盾將趨向加劇，傾銷的外國產業撞上我國商務部產業損害調查局和公平貿易局槍口的幾率也將隨之上升。
　　對此，我國應積極轉換思維，不僅僅將自己作為被動的貿易伙伴保護措施候補受害者，而是要盡可能積極主動地為我國產業爭取公平待遇。同時，分析美國和其他主要貿易伙伴經濟刺激計劃中產業發展政策內容是否構成了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的違規補貼，在未來兩年適度增加運用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工具，為國內產業特別是重點發展的先進制造業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危機削弱爭取話語權的阻力
　　在更高的層次上，國內外目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抨擊都有一個隱含的前提假設，即現行國際經貿規則已經盡善盡美，對其的任何違背都是違反了“天條”，但這個隱含前提恰恰是不成立的。
　　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全球化潮流最突出的問題是收益和負擔分配不平衡，發展中國家分享的全球化收益太少，而承擔的調整負擔太多。發達國家企圖用無限制的自由化為工具，剝奪發展中國家發展民族產業、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爭取平等地位的權利，剝奪其保護自己免受國際游資沖擊的權利。經濟全球化的兩大支柱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則的本身就存在這方面的問題，執行規則過程中的問題則更多。
　　多哈回合開幕前發布的世貿組織總干事2001年年報便提醒各成員方，盡管過去50年內的8輪多邊貿易談判大幅度推進了貿易自由化，但貿易壁壘依然存在，在農業和紡織品部門尤其嚴重，而這些部門對發展中國家極為重要。
　　歷史教訓已經證明，國際經貿利益分配失衡潛藏著導致全球化進程全面逆轉的可能性。作為擁有獨立利益的大國，隨著實力的增長，我國對西方主導制定實施的現行國際經貿規則的不公正性體會日益痛切。爭取建立更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相應再次成為我國的長期目標，而對國際經濟規則的話語權力也是一個真正經濟強國的標志。
　　當我國成為世貿組織享有全部權利的成員之后，必然要行使合法權利，力圖推動國際經貿規則向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向演化。假如說在繁榮時期，現行國際經貿規則的既得利益群體在道義上擁有更大的話語權，那么當前的危機時期則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國爭取更合理國際經貿規則的阻力。
　　我國經濟調整動力將增強
　　我國對貿易保護主義如此敏感，尤其是對少數幾個貿易伙伴的保護主義高度敏感，再次表明我國對外貿易過于集中、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外需。因此，我國需要有秩序地對此開展調整，相信危機也會增強國內各方調整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模式的內在動力。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觸發世界性通貨緊縮，1999年世貿組織西雅圖會議失敗后，悲觀氣氛一度彌漫國際經濟界。然而，世貿組織各成員方能夠跨越一度似乎深不可測的歧見鴻溝，發起多哈回合，顯示出了摒棄以鄰為壑政策、攜手推進貿易自由化的意愿。在當前的危機中，假如各國能夠做出足夠努力，危機和暫時的貿易保護主義風潮未嘗沒有可能成為推動多哈回合突破僵局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