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2012年，全世界仿佛被兩個財務懸念貫穿。年初，是歐洲債務危機——沒有人知道2012年，歐元區是否還能夠維持版圖，歐元是否會解體或降為北部歐洲通用貨幣。年尾，是美國財政懸崖——沒有人知道，這場危機，對于美國乃至全球經濟意味著什么，將如何解決，甚至不知道它算不算一場真實的危機。

　　歷史上，全球經濟從來沒有在非戰情況下實現過復蘇。因此，當各種負面征兆出現的時候，無論是在危險度判斷還是應對上，都無先例可循，而風險是否解除，同樣無法得知。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美國財政懸崖年底如約而至時，人們談虎色變。財政懸崖，真的會綁架全球經濟嗎？

　　財政懸崖有多懸？

　　所謂財政懸崖，是指美國2012年年底到期的稅收優惠政策與2013年1月1日起自動生效的財政減赤兩項政策所產生的疊加效應。稅收優惠政策，包括工人工資稅削減、資本增值以及股息稅收優惠等；自動財政減赤，是根據2011年夏天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圍繞債務上限談判達成的協議，在減赤“超級委員會”未能達成一致的情況下，于2013年自動啟動財政減赤機制，預計將在10年內共削減聯邦政府開支1.2萬億美元。

　　這兩個事件如何可能疊加為全球性的經濟風險？政府開支與家庭開支，共同構成了美國的消費能力——同時也構成了對中國制造在內的全球商品的市場容納能力。在美國，政府開支就是“法定政府消費”。除非國會兩黨就債務上限達成新的安排，否則，2013財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需要減少6070億美元，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4%。

　　而家庭開支所受沖擊更明顯。美國智庫測算，如果美國國會不修改相關法律，2013年百萬富翁們將納稅13.6萬美元以上，10萬—20萬美元收入的人將納稅2000美元以上——這也是奧巴馬將其推特白宮賬號簽名命名為“MY2K”的原因，他認為，這是不能觸動的群體。

　　最大的打擊來自個人收入稅率的增加。個人收入稅的最高稅率將從35%上升至39.6%，這意味著為美國提供了70%職位的小型企業所承擔的稅率將上升13%。一般認為，如果減稅不能展期，那么會導致2013年美國經濟萎縮0.5%，這意味著將重新步入衰退。現在為7.7%的失業率，也將會沖高到9%以上。

　　關鍵是，財政懸崖的傳導性有多大。從表面看，確實可能影響全球經濟。美國財政懸崖到來之日，正值其在全球經濟中的權重增加之時。2012年全球經濟的顯著特點是，歐洲經濟仍然沉陷于債務泥潭中，甚至隱然出現了北部歐洲、南部歐洲和獨身于其外的英國三個經濟斷裂帶。盡管在經歷近乎絕望的夏天之后，因為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效應的出現，歐洲債務危機突然似乎戛然而止，但沒人知道，什么時候繼續爆發。與此同時，“金磚國家”的表現，也較之往年黯淡了許多。包括中國在內，全年都在經受經濟下行的考驗。

　　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有美國表現出較為穩定的復蘇特征。2012年，美國“頁巖氣革命”而收獲的能源獨立效應開始顯現，經濟發展上游的制約因素逐漸弱化，同時，非農就業崗位、耐用品訂單、費城聯儲制造業指數、成屋銷售等關鍵指標都在年底實現了好轉。美國經濟的復蘇，使其成為全球貿易的領軍者。不少業內人士，將美國視為2012年全球經濟的唯一增長引擎。美國消費的萎縮，確實會傳導到全球。

　　這就是全球關注財政懸崖的主因。自大選結束后的11月12日起，以奧巴馬為一方，以眾院議長博納為另一方的磋商就一直在進行。數輪博弈中，最接近于達成協議的交易版本是博納的“PLAN B”：博納嘗試單方面在眾議院通過除了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富人以外，對所有美國人延長所有減稅措施的方案，奧巴馬則在醫保等方面削減支出。但是，這一計劃既沒有得到白宮的同意，也被共和黨保守派一方阻撓。如果圣誕假期后至元旦不到一周時間內，兩黨不能迅速接近，財政懸崖就似將墜落。但是，這個前景真的就意味著災難嗎？

　　“富人稅”是表象之爭

　　按照2011年兩黨提高債務上限時的故例，前期堅持本黨立場——引發市場動蕩——迅速達成協議似乎已成模式。這個模式仍然可能在財政懸崖的博弈中復制。實際上，即使到元旦時達不成協議，也不代表災難迅速降臨——強烈反映可能表現在市場上，但不在實體經濟中。

　　原因是，民主、共和兩黨關于財政懸崖的博弈，表面是圍繞是否針對富人增稅展開，如同“左右”之爭，但實際上兩黨并不存在如此大的立場差異。這也可以從博納的“PLAN B”版本中反映出來。兩黨真正的博弈點，是奧巴馬希望獲得提高債務上限的自主權，而共和黨則要掌握這一權力，并伺機對奧巴馬引以為傲的醫改法案做出調整。

　　目前，盡管再次逼近債務上限，但奧巴馬政府尚可支配約660億美元，勉強可以維持到2013年2—3月間。即使兩黨在此之前就財政懸崖達成臨時性協議，博弈也不會結束。

　　關于財政懸崖的危險，部分基于這樣的理論認知：政府花錢少了，會影響經濟。但實際上，這是凱恩斯主義的典型理論。它是否適用于現時的美國經濟還未可知。事實上，在2011年，奧巴馬政府可自由支配的開支，就已經降到了艾森豪威爾總統以來的最低水平。但是，美國經濟不僅沒有衰退，相反在扎實復蘇。

　　更大的疑問是，兩黨博弈的主要目的債務上限提高了會怎么樣？歷史提供的答案是：1993年到1997年克林頓時代，債務上限提高了4次，共增加1.8萬億美元；小布什時代，債務上限提高了7次，共增加5.37萬億美元；奧巴馬僅在第一個任期內，債務上限就提高了6次，共增加5.08萬億美元。除非得出結論證明提高債務上限與金融危機存在內在關聯，否則，無法對提高債務上限的風險做出結論。這場博弈，更像是政治之爭而無關經濟。

　　當然，債務上限博弈不休，有可能引發政府關門。歷史提供的另一個數據是：自1981年里根時代以來，白宮和國會之間因預算導致的政治僵局，導致了5次政府關門停止辦公。但是，并沒有發生逆轉式的影響。

　　一國政策對全球產生的沖擊，更多是通過貨幣體現的，特別是美國這樣擁有“美元鑄幣稅”特權的國家。通過貨幣政策的制訂，影響美元流向、大宗商品價格和他國基礎貨幣發行量的事已屢見不鮮。這比其財政政策更有滲透力——無論是財政懸崖還是債務上限的博弈，對外部的影響很可能沒有想象的大。經濟仍將按自有規律行事。

　　對中國沖擊在政策層面

　　當然，財政懸崖的沖擊沒有想象中那么大，不代表對中國沒有影響。其影響可能來自兩個方面：其一，如果因對債務上限沒有新的安排，自動減赤計劃啟動，美國政府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海外行動會受到影響。美國從中東產油區抽身的進程可能加快，從而影響中國能源來源區域。其二，由于美聯儲承擔著美國經濟防火墻的功能，如果美國國內經濟確因財政懸崖發生反復，美聯儲勢必站出來。其政策走向對于中國產生的影響將最為直接。

　　事實上，盡管在2012年最后一次議息會議上，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表示，不可能完全阻止財政懸崖達不成協議后造成的損失。但其實，美聯儲已經準備好了彈藥，即無限期實施QE4（第四次量化寬松）。

　　QE4每個月購買400億美元的MBS并購買450億美元的4年期以上長期債券。這意味著每個月向市場釋放850億美元的流動性。如果財政懸崖墜落，2013年一年減赤增稅總額也就6000億美元。QE4完全可以對沖這一額度。伯南克還特別設置了QE4停止的觸發條件：失業率降到6.5%，通脹率不高于2.5%。顯然，如果美國經濟處于這樣的良性循環中，財政懸崖的風險也就消除了。

　　因此，對中國而言，QE4比財政懸崖更值得關注。QE4，有可能導致美元長期走弱，這意味著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實際走強，受匯率影響，中國制造的出口環境將難以改善。此外，弱美元有可能推動熱錢以各種名目流入中國，同時推高大宗商品價格。對于既要穩增長，又要防止通脹的中國來說，這意味著政策制訂的兩難和運作空間的狹小。在這種情況下，以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的風險會大大提升。

　　本質上看，美國財政懸崖以及其防火墻QE，其實是對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形成了倒逼。將財政懸崖和QE的沖擊力緩解下來，沒有捷徑，只有優化經濟增長政策，特別是財稅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財政懸崖，是對中國經濟政策的一道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