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問題是威脅亞洲經濟增長和金融市場波動的關鍵因素。未來中國的通脹率將長期在5%左右甚至更高一點運行，這個周期大約5年，所有的政策都要建立在通脹預期提高的基礎上 　　

亞洲開發銀行7月28日發布《亞洲經濟監控報告》稱，通脹問題是威脅亞洲經濟增長和金融市場波動的關鍵因素。中國經濟7月13日交出的“十二五”首份半年報也警示了這一風險，上半年GDP和CPI“9.6%+5.4%”的雙高組合，使得市場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憂慮緩解，但是對通脹的擔憂未減。 　　

　　主流學界的一種觀點是，本輪通脹為成本推動和前期刺激性計劃超額貨幣投放的負作用共同導致的，通脹性質的復雜化，使得通脹已經變成了一個長期壓力。 　　

　　法國巴黎證券亞洲首席經濟師陳興動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長期通脹將導致貨幣貶值，進而引發外資撤離，嚴重打擊中國資本市場，并將對整個社會經濟造成強烈沖擊。 　　

　　交叉影響 　　

　　中金公司對CPI走勢的最新測算顯示，預計7月CPI同比增速為6.0%~6.3%，三季度CPI仍將處于高位，平均位于5.5%以上，四季度在4.5%左右。花旗中國則修正了對全年通脹率的預測值，由5%上調至5.4%，高于政策目標4%~5%的范圍。 　　

　　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看來，2011年中國通貨膨脹將呈現“前高后不低”的態勢。從國際糧食價格來看，2011年6月，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平均為234點，比5月份上漲1%，比2010年6月高出39%。今年以來，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保持在231點以上，保持高位運行。 　　

　　另一個備受矚目的國際因素是美國啟動QE3的可能性。繼美聯儲主席伯南克7月13日表示“QE3是美聯儲必須保留的選項之一”之后，近日美國國會兩黨的債務上限談判再次引發市場對美元泛濫的擔憂。 　　

　　劉元春認為，美國刺激經濟的重要性要高于反通脹的重要性。預計美聯儲今年下半年的貨幣政策將繼續維持數量型寬松，美國經濟的宏觀政策將出現財政緊縮、貨幣總體寬松的基本態勢以維持緩慢的經濟復蘇。但下半年的復蘇可能導致美聯儲在年底前小幅加息。 　　

　　美元弱勢趨勢延續，大宗商品和農產品價格將居高不下，這意味著全球經濟將面臨持續的更為嚴峻的通脹風險。對于已被通脹利劍刺痛的新興經濟體而言，無疑于雪上加霜。 　　

　　“假如QE3啟動，將為新興市場國家帶來更大的通脹壓力，中國控物價任務會更艱巨。” 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在流動性寬裕的背景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剛性需求和大宗商品價格的順周期特征在國內企業缺乏定價權的背景下進再一步被放大。中國進口的大宗商品價格漲幅遠高于國際市場的漲幅。 　　

　　中國海關公布的主要商品進口量值數據顯示，前5月，鐵礦砂及其精礦進口數量同比增長8.1%，但金額增長了59.6%；原油數量同比增長11.3%，但金額增長了45.9%；未鍛造的銅及銅材進口數量下降25.3%，但金額僅下降了4.4%。 　　

　　英國石油在其《世界能源統計年鑒》中說，2010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中國的能源消費量占全球的20.3%，超過了美國19%的占比。 　　

　　為了打破資源壟斷，中國政府開征資源稅促使要素價格回歸等因素，也將推動通脹長期持續。自2010年6月1日新疆率先實行資源稅改革以來，今年油氣資源稅稅率擬由試點時的5%提升為5%~10%，但考慮到通脹壓力暫緩實施。如果按國際油價100美元、資源稅率10%測算，則每噸原油的資源稅可高達500元人民幣。這些舉措一旦實施，在邊際意義上將促使PPI進一步推動CPI的上漲。 　　

　　此外，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引起了不少經濟學家的關注，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表示，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對于判斷未來中國經濟驅動力至關重要。目前的數據確認了中國至少觸及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窗口即將關閉。 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目前0~14歲人口占16.60%；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 　　

　　在陳興動看來，勞動成本上漲與土地、資源、能源價格的上漲相互交叉影響，將通過“工資-物價螺旋”機制成為推動物價上漲的中長期因素。 　　

　　增長主義 　　

　　如果說短期通脹壓力可以通過收緊貨幣來緩解，目前市場更多的擔憂在于，中國通脹面臨長期化的風險。劉元春認為，其根源在于增長主義的發展模式。他指出，中國長期以來一味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已經表現出明顯的“增長依賴癥”和“投資饑渴癥”。這種增長模式帶來的高增長和高投資容易導致經濟體出現資源緊張、經濟過熱，引發需求拉動型的通貨膨脹。另外，以增長為首要目標的宏觀調控體系為經濟體注入大量流動性，更加劇了通脹壓力。 　　

　　2008年，中國政府出臺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投資到新建住宅和基礎設施的總投資額達3.25億元。 　　這次刺激計劃中的許多在建項目，今天仍需投入大量的后續資金，2011年1月~5月，施工項目計劃總投資422760億元，同比增長16.5%。此外，2011年新一輪大規模政府投資擴張計劃并未停息，如1000萬套保障房建設；鐵道部確定基本建設投資規模6000億元；“十二五”規劃確定未來5年投資十幾萬億來發展7個戰略新興產業；2011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的規劃了10年“4萬億”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 　　

　　同時，來自交通運輸部綜合規劃司的信息顯示，“十二五”期間，全國交通基本建設投資總規模約6.2萬億元，比“十一五”期間總投資略有增長。“十一五”期間，為實現反危機、保增長的目標，全國完成了基本建設投資約4.7萬億元，是“十五”期間的2.5倍。 　　

　　有分析人士認為，上述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導致現行體制下各級政府基建投資的沖動，商業銀行信貸規模和地方政府融資居高不下。 　　

　　在中國社科院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看來，政府主導型經濟模式就是通脹型經濟，貨幣政策能短期修正和緩和，但是過一段時間還是會有新的通脹形成。劉煜輝表示，政府主導的投資型經濟帶來的問題在于，資源錯配很嚴重，如果按照真實項目的回報率來看，投資效率低下，這會造成供給面惡化的狀況，最終會演化為未來的通脹壓力。 他說，當政府建了大量不符合經濟效益的東西時，債務不能靠建成的這些公共設施自身的效率去償還和利用，政府償還貸款的方式無非就是加稅，加稅加劇了供給面的成本，抬高了物價。當稅負還不能解決問題，就造成了貨幣風險，靠印鈔票去稀釋債務，很多問題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國外是市場主導資源配置，走的是消費和國民財富增長的內需型經濟，而我們的政府則需要一個外生的力量，不斷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去刺激經濟，產生了很多問題。” 劉煜輝說。 　　

　　改革沒有時間窗 　　

　　農行大客戶部高級專員何志成指出，未來中國的通脹率將長期在5%左右甚至更高一點運行，這個周期大約5年，應對通脹長期化要對高通脹有明確的預期，所有的政策都要建立在通脹預期提高的基礎上。

　　通脹預期提高，負利率卻難以改變，因為中國的國有銀行投放了大量中長期貸款，且多數為基礎設施和基本建設貸款，無法承受高利率。負利率時代也是一個長期化的過程。 　　

　　“不要期待存款利率能高于通脹，這個預期也是不現實的，提高存款利率，必然要提高貸款利率，存款提高到5，貸款就會提到10左右。那么50%的國企都要破產。”何志成說。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參與PE的比例可能越來越高。畢竟這是長期性的投資，而且回報比較穩定。此外，優勢資源會向國企集中，因為國企有更好的資源，可以用較低的價格獲得資金。而這些，無疑對民營資本發展極為不利。 　　＼

　　China Venture 首席分析師李瑋棟分析認為，在通脹的情況下，有自己獨特的技術或者是商業模式，能夠滿足用戶剛性需求的高附加值行業受益，而一些比較傳統的或依賴資源和產業性政策的行業，未來經營可能會比較困難。A股職業投資者揚韜的看法則更為悲觀，揚韜認為，短期通脹會使部分行業暫時受益，目前投資者有偏好消費類股票的傾向，但是如果通脹持續，股市中所有投資者都會損失慘重，所有行業都會受損。 　　揚韜指出，通脹意味著產品價格的上升，而這種上升，是低附加值的企業無法靠自身的技術進步來降低成本造成的。如果任由通脹持續下去，企業會持續失去科研創新的動力，一味依賴漲價來化解成本，最終在價格無法持續上漲的時候造成巨大虧損。 　　“一個企業，一個國家，如果失去了科研創新的動力，就會陷入長期衰退。所以，通脹猛如虎。”揚韜說。 　　

　　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企業普遍缺乏創新能力，產業升級困難重重，因而無法通過“走出去”來緩解國內通脹帶來的壓力。即便是擁有技術優勢的西方跨國公司，由于在華經營的成本優勢受到通脹的侵蝕，也會選擇撤資。通貨膨脹將可能讓中國失去出口和外資這兩大經濟發展推動力。 　　

　　有專家以更廣的視角分析如今通脹。“到目前為止，中國通脹率就數字而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這樣一種通脹如果和收入分配矛盾的尖銳化和腐敗的蔓延交織在一起，足以威脅政權和社會的穩定。”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指出。 因此，劉煜輝提出，中國需要加快供給面的改革，也就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根本上控制通脹、比如改革政府主導經濟的體系，糾正扭曲的價格體系，還資源配置權與市場，減稅以培育中產階級，增加社會的公平等。 　　

　　而改革并不存在時間窗口。“任何經濟任何時候都可以改革，如果按照政府和黨的文件探討的模式發展的話，要建立市場供求導向，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的作用。” 劉煜輝說，就目前而言，中國的貨幣政策已經沒有更多的選擇，必須盡快實現一個積極的真實利率，這是首要的目標，這個拖得越久，損失越大，“脹”的壓力很難降下來。利率的調整將改變貨幣條件，貨幣條件決定資產價格，而資產價格實質性地決定信貸條件的松緊。政府和國有企業是對利率最敏感群體，當貨幣條件收緊，引致資產價格下行，即便沒有信貸額度的控制，對于政府投資沖動的約束也是實質性的。 　　

　　在劉煜輝看來，要進一步加強對民間資本的開放力度，激發私人部門創新型和價值型增長，提高就業，提高家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讓財富盡快從政府和企業回到家庭，這是中國從投資型經濟轉向消費型經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