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一季度經濟運行初步核算數據日前陸續公布，已公布的16個省份GDP同比增長速度顯示：除湖南、新疆兩地GDP增幅略高于去年同期外，其余14個省份均低于去年一季度增幅。 

　　第一季度中國區域經濟出現什么新的特點？地方政府如何進行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中國經營報(微博)》記者就此采訪了相關研究人士。

　　區域經濟“北上西進”

　　《中國經營報》：各省第一季度經濟數據已經發布，如何看待今年第一季度區域增長情況？有什么特點？

　　巴曙松(微博)：第一季度全國經濟和部分省份GDP出現小幅回落，分地區來看，一季度福建、湖北、湖南、山西、天津等省市的GDP增速雖然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但仍然實現了14.5%、14.4%、13.9%、12.8%、16.5%的高速增長，且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可以看到，結構調整的效果在不同區域正在以不同的形式體現出來。東部沿海省份、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增長速度已經明顯回落，而且落幅高于其他省市，結構調整的推進速度也明顯快于其他省市，投資領域主要體現為有利于產業升級、服務業提升方面。例如北京市一季度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8.6%，顯著低于全國工業增長14.4%的速度，北京一季度工業增速較低，這是北京主動調整產業結構的結果，如首鋼退出、汽車限購都對產業發展造成了較大影響。

　　又例如廣東，第一季度10.5%的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兩個百分點，但工業投資增長了21.3%，增幅同比提高12.0個百分點，其中先進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加快，分別完成投資282.65億元和95.36億元，增長37.6%、39.4%。

　　部分中西部省份產業發展空間仍然較大，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依然相對強勁，因此經濟增長的速度也相對較快，地方政府的投資規模也較大，如四川、湖北等。但是與之前的“為出口而投資”有所不同，目前中西部省市已經逐步轉向“為產業轉移而投資”“為消費而投資”。所以，在未來一段時期，東部省份加快產業升級、中部省份承接產業轉移、西部省份加快基礎設施投資的“三方格局”仍將持續，雖然結構調整的側重點仍將保持明顯的區域分化，但方向大體一致。

　　陳耀：可以看到，第一季度經濟增速中西部地區增速高于東部沿海地區，如四川GDP增長15%，湖北增長14.4%，而東部沿海地區的廣東增長10.5%，北京增長8.6%，這表明區域經濟結構改善。

　　從第一季度來看，中國經濟“北上西進”的趨勢正在加快，所謂“北上西進”，是從投資產業和經濟空間變動格局來看，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不斷地處于由南向北、由東向西較大的轉移。就投資的變動來看，長三角、珠三角這些區域投資份額在逐漸下降，環渤海地區、東北以及中西部地區的份額在攀升。改革開放30年是長三角和珠三角高速增長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現在中西部和北部天津、遼寧沿海地區經濟增長非常快，將會成為中國經濟的增長極。我認為這種“北上西進”趨勢將會是未來五到十年的趨勢，不會輕易發生改變。

　　原因一是目前東南沿地區基本完成工業化，正在進行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的時期，經濟增長放慢。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動力在于，從投資和出口轉向消費和科技驅動，大力發展服務業，重化工投資開始轉移。同時，由于東南沿海地區成本上升較快，部分外商和企業開始向“北上西進”，在這種背景下，東南沿海地區經濟增速慢下來。

　　原因二，中西部及北部的天津濱海新區和遼寧沿海區域開始承接大量投資，特別是鋼鐵、石化等重化工項目，加速進入工業化時期，在工業生產推動下，經濟增速較快。

　　地方GDP導向不改

　　《中國經營報》：如何看待各省GDP增長率同比回落的情況？其背后的成因是什么？

　　王小廣：盡管各省GDP增長率同比回落，但這主要是由于去年增長率基數過高造成的，目前來看，第一季度GDP增長率還是太高，仍然是傳統的增長方式，結構進一步失衡。今年國家定的目標是8%左右，但是各地經濟增長率仍然普遍超過8%。例如江蘇第一季度GDP增長12%，從以往的經驗來看，江蘇與全國增長率比較一致，如果真正想完成全國兩會定的8%的目標，江蘇的GDP增長率無疑還要進一步降低。

　　事實上，目前許多地方政府的實際投資增速和GDP增速都被低估了，因為在現在的調控政策下，地方上報中央的數據極有可能縮水了，如果地方繼續報出較高的增速，他們擔心引發中央對地方投資進行更嚴格的調控。

　　目前宏觀經濟正在處于偏熱的狀態，許多證據可以證明經濟偏熱，一是目前出現淡季拉閘限電的現象，第一季度發電量大幅增長，主要是由于高耗能產業拉動；二是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達到9.7%，這還是在第一季度進出口出現逆差，對GDP的貢獻轉為負拉動下實現的，可見投資增速超出市場預期；三是一般貿易增速遠遠超過加工貿易增速，由于一般貿易主要以原油、鐵礦石為主，這進一步證明了內需，特別是投資的旺盛。

　　在我看來，經濟偏熱是由地方投資熱潮帶動的。地方投資熱潮與地方“十二五”較高的投資計劃有關，目前地方投資熱情非常高，GDP增長率制定的普遍較全國平均水平要高，而GDP要保持高增速必須通過投資拉動。特別是在消費需求和外需回落的背景下，要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就必須更加依賴投資。事實上，從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央投資增速一直低于地方增速，宏觀調控對地方投資熱潮的影響并不大。而在金融危機之后，政府并沒有吸取結構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教訓，4萬億元投資計劃反而進一步強化了投資導向的增長模式，吊起了地方投資的胃口，這是我們應該高度關注的。

　　巴曙松：第一季度的兩次加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重工業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融資成本，三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水平通過對沖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抑制了企業的信貸可獲得性，特別是銀行監管部門對地方融資平臺的嚴格管理，及貸款償付方式的改變，明顯壓縮了地方的貸款規模與貸款能力。這是一季度經濟增速回落，和結構調整效果有所體現的主要原因。

　　雖然一季度的數據部分表明了GDP增速在一系列政策的調控下，出現一定幅度的回落，結構調整的效果也有所釋放，但是在現在經濟增長模式、稅收體制等運行機制下，地方政府以GDP為導向的激勵模式未有實質性改變的情況下，在打破GDP崇拜、推進結構調整的方向上，可能還僅僅處于起步階段。

　　具體而言，一季度GDP增速的輕微回落主要是宏觀政策主動調控的結果。但是，中國現有經濟模式中的資源要素非市場化定價、高儲蓄下的低利率、信貸與投資周期的正向反饋效應一定程度上內含了投資與增長慣性，這使得結構調整往往出現階段性反復。

　　地方投資缺失調控

　　《中國經營報》：在“十二五”開局之年，面對第一季度相關省份較高的投資增速度和GDP增速，調控應該如何把握？

　　王小廣：中國經濟的根源在于結構失衡，特別是投資比重過大，消費比重較小。金融危機之后，4萬元億投資使得投資比重進一步上升，消費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這種增長方式不可持續，必須進行轉型，否則遲早會出現問題。

　　由于中國投資和經濟增長過熱，國際石油、鐵礦石等資源的國際市場價格越來越高；國內出現劉易斯拐點，勞動力的成本不斷抬高。成本上升要求經濟增長從資源投入轉向科技和創新驅動，從依賴投資轉向消費推動。所以，中國經濟轉型必須要求各省經濟，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加快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

　　目前看來，地方的關注還過度集中在速度方面，速度性增長的思維沒有變，從“十二五”規劃的情況看也是如此。在后危機時代，三五年內，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9%以上是難以持續的，應該在7%、8%左右比較合理。所以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9.7%，全年預計會是9.5%到10%，還可能偏高。

　　有人認為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并不矛盾，我認為這是不對的。要進行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必須打破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主動將經濟增速降下來，特別是地方投資中的高耗能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結構平衡，轉變增長方式。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地方投資熱情非常大，中央政府應該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進一步緊縮貨幣政策，通過提高利率，管住銀行信貸來調控地方投資熱。

　　巴曙松：短期來看，下一階段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打破地方政府的所謂“GDP崇拜”的循環，一方面取決于下一階段逆周期調控的持續性，同時也取決于經濟運行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進展。理性地看，GDP增速是內生于中國現在經濟模式的一個結果，對推動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演變，以及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必須要對這一增長路徑進行調整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