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經濟觀察報》以《“北方瓷都2012” 建陶產業關停一半》為題對山東淄博瓷區進行了整版報道,淄博地方政府緊急出臺《淄博市建筑陶瓷產業調整振興指導意見(2009-2011)》,明確規定:到2012年,淄博建陶的年生產能力將由目前的12億平方米控制到7億平方米以內,也就是說將有半數建陶企業在這次行業大整頓中被關停。追本溯源,此次重拳整改的導火線依舊是環保問題,淄博雖有“北方瓷都”之譽,但當地建陶企業目前仍是以貼牌生產為主,因而付出了污染大、耗能高的巨大代價,卻只收獲了產值低、稅收少的產業成果。以2008年為例,全市建陶工業總產值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7.2%,綜合能耗卻占到了13.3%。;全市建陶產業總產值386億元,實現銷售收入370億元,稅收卻僅有兩三億元。
“北方瓷都”淄博的尷尬現狀,讓人不禁想起了三年前“南方瓷都”佛山痛苦的整改。所幸佛山作為陶瓷行業龍頭,根基穩健、配套完善,在騰籠換鳥之后,建陶總部經濟的發展模式已初見成效,并未出現產業“空心化”等令業界人士擔心的問題。即便如此,佛山陶瓷和佛山不少建陶企業仍在在整改升級中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
作為中國建筑陶瓷產業集群中的“一哥”與“二哥”,當年佛山傷痕猶在,而今淄博又添新痛。筆者以為,如果新瓷區再走佛山、淄博這些老瓷區的舊路,再不改變密集型的產業集群發展模式,陶瓷產業就可能永遠無法避免這種游擊式的產業被動轉移。放眼全國,當前面臨整改升級乃至搬遷停產危急的又豈止是淄博一地,誠如下一個佛山是淄博——那么下一個淄博又會是何地呢?晉江?夾江?清遠?法庫?高安?景德鎮?寶雞?……真是一切皆有可能。
也許有人會認為筆者故作驚人之語,畢竟,縱觀全國一眾瓷區,當前在機器轟鳴、煙囪林立之中仍不乏山清水秀之處。然而,君不見,晉江、夾江等較早發展起來的瓷區已多次重拳治污,但成效一般;法庫瓷區整改的步伐已經邁出,估計不久后源潭、高安等產區整改的號角聲也將吹響,而新建瓷區如景德鎮、寶雞等雖天空依然湛藍、流水依然清綠,但不過是陶企生產線尚未上齊,污染之禍尚未盡現而已。難道中國建陶產區總是在重復昨天的故事?!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陶瓷行業污染如果只靠政府強制搬遷,那么陶業也許永遠找不到真正的歸宿。遷移一地污染一地,難道要將全中國踏遍?或著將陶瓷趕出中國?其實陶瓷的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通過空氣自潔功能得以解除,目前瓷區生產布局的核心問題是建陶企業過分集中于一地,使當地環境超負荷導致無法治理。原因不外乎產區政府和建陶企業兩個方面:產區政府在急于招商引資的同時,又想盡量減少交通、水電等基礎設施的投入,再加之為了方便管理,因而往往無視環境的承載能力,集中建設陶瓷工業園,十幾甚至幾十上百家陶瓷企業集中在某一片區,導致陶瓷廢水、廢渣、廢氣集中排放,愈發難以治理;而建陶企業也是在貪圖產業配套便利的同時,又想盡量減少環保設施與污染治理的投入。如此一拍即合之后,環境問題也就難以避免,直到無法收拾的地步時,政府的選擇就只有勒令企業關停甚至搬遷生產線這一條路,而不管過去有什么樣的承諾。到頭來,政府傷神、企業傷心,而社會付出了環境被破壞的高昂代價。
筆者曾在《中國智式》中以《疏密有致——構建“A+X”的產業布局模式》為題構想中國陶瓷產業布局,并進行了詳盡分析和充分論述:即由幾個產業集群(即A,如佛山陶瓷)為核心,帶動和輻射周邊多個產區(即X)的全新格局。在全國現有的各大產區基礎上,重點培育幾個產業集群,讓這些產業集群連成一片,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以構建點面結合、梯級分布、疏密有致、和諧發展的產業格局。這樣既符合產業布局“分散——集中——適度分散”的一般規律,也符合中國現實國情。
鑒于已有的深刻教訓,筆者再次強調和呼吁:治理建陶產區生產線過度集中造成的污染問題,勒令升級、強制搬遷為下策,合理布局、規范建設方為良計,而政府、行業協會和陶瓷企業三者均責無旁貸。
政府要在宏觀上合理規劃陶瓷產區的布局:一是不能分布在城市上風口、飲水源頭;二是陶瓷企業務必適度分散,切忌過分集中,建議一個陶瓷廠兩公里范圍內不能再建其他同類企業,不能因為節約眼前的經濟成本而忽視長遠的環境效益。
此外,陶瓷行業內各協會要代表行業積極向政府獻言獻策,呼吁政府加強瓷區的合理規劃和規范管理,監督政府對瓷區規劃的認真實施,建議不要再出面為那些沒有科學規劃的新建園區奠基剪彩。
最后,陶瓷企業更需要自律,目光要長遠,應主動避免進入過于企業集中的瓷區,不能貪圖一時之利,扎堆建廠,否則將來會付出更大的代價。要充分認識到在政府面前,企業是弱者,尤其是納稅少的企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作為行業的一員,我們深知行業的發展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但是我們決不能再走已經被事實證明走不通的老路!惟有政府部門、行業協會、科研機構、廠商等深度協作,立足長遠、理性決策,才能真正促成建筑陶瓷產業的優化與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