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起，原本波瀾不驚的人民幣，日益成為影響中國經濟最重要的維度。
　　進入2016年歲末，人民幣連續走低，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創下8年低位，11月25日報6.9168。年中不少人尚且把6.7作為重要關口，10月FT召開年度論壇，我主持首席經濟學家圓桌環節，經濟學家們多數對于人民幣今年之內走勢看到6.8，這其實也當時市場主流看法；然而進入11月末，人民幣卻已經跌破6.9，如果不是中國央行強力出手，“破7”不過時間問題。
　　人民幣緣何走低？除了近期的美元走高影響，放在長時段思考，線索會更為清晰。這首先是對于過去單邊升值的市場修正。2010年末以來，人民幣一路走高，直到2014年中之后開始出現貶值趨勢，期間人民幣兌美元從6.8左右開始升值，最高接近6.1，回調到如今的6.9。匯率曲線變化之外，則對應著中國居民的買買買與各類企業出海的經濟圖景。也正因此，當前人民幣走低，首先是過去漲多了，這是最直觀的理解。
　　其次，更長一點思考，不僅應看到人民幣的貶值，也應該梳理匯率制度變化。人民幣過去的升值趨勢，在給中國帶來不少國外政治壓力之際，也使人民幣所謂管理的浮動匯率體系在緩慢中取得進展；與之對應，隨著人民幣的貶值趨勢開啟，2015年“811”匯改以及今年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人民幣匯率中間價機制基本形成，即“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制度初步成型。
　　人民幣問題漸漸成為熱點，如何理解當下人民幣額外兇猛的貶值趨勢？筆者也參加不少相關討論會，FT中文網也進行不少專題討論，學者、官員、業界不同領域對于人民幣的理解框架，在各有側重之余，也存在一些迷失。
　　比如，一種流行的說法在于，即在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內嵌了人民幣貶值預期，使得貶值不可避免。事實上，人民幣中間價形成機制只是一種制度設計，其優點使得人民幣匯率更為透明。也正因此，人民幣中間價形成機制并不是貶值的根源，只是貶值的表像。恰恰是中間價機制的推出，使得人民幣在岸市場也收到更多關注——比起離岸市場，在岸市場更多代表了國內居民對于人民幣的看法，也更為主導當前匯率趨勢。
　　又如，每當匯率房價出現波動，總有保匯率還是保房價的老梗，即使專業機構也樂此不疲，近期更是流行舍匯率保房價斷言。這種說法固然直接形象，但是過于簡單粗暴。幾年之前，我在經濟人專欄即談過匯率和資產價格存在矛盾關系，但是這種對應關系往往類似蹺蹺板，中央銀行在其中只能平衡，顧此失彼是常態，但絕非非此即彼。
　　人民幣在2016的糾結，其實癥結在于中國經濟的自身癥結。與匯率貶值互為鏡像的因素，則是外匯儲備的流失。根據官方數據，2016年三季度，中國經常賬戶順差4744億元人民幣，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4744億元人民幣，其中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13816億元人民幣，儲備資產減少9085億元人民幣。
　　人民幣走低之下，央行騰挪空間隨之降低，在保持匯率穩定與外儲數量之間存在“價”與“量”取舍。更重要要的是，人民幣的問題并不是僅僅體現為匯率與外儲。人民幣趨勢，對于未來經濟政策也持續構成制約，房價泡沫、過剩產能甚至債務問題等原本相對獨立的問題，也與匯率問題中聚焦，日益緊密聯系。進而言之，人民幣的問題實際上與經濟癥結互為表征，匯率走低并不可怕，但是底線在于必須防范因為資本外流而引發金融震蕩。
　　目前對人民幣貶值的諸多分析之中，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在于，過于輕視市場的力量，同時又容易陷入央行崇拜。首先，匯率表面上是不同貨幣的比價問題，其主導力量卻是千千萬萬投資者在億萬海量市場中的信息互換。在其中央行即使有重大作用，但也需要順應市場趨勢。
　　其次，中國近些年匯率波動本質，更多與中國經濟體投資回報率的變化相關，人民幣走高過去體現為資產回報率的走高，而隨后人民幣資產回報率走低，實體經濟陷入資產荒無法自拔，國內唯一堅挺的一線房地產價格也被懷疑過分高估之后，人民幣的匯率必然表現疲軟。最后，隨著中國居民和企業的成長，其海外配置資產的需求本身存在，而這種需求本身也會隨著人民幣匯率走低而不斷強化，這也是中期市場的主流趨勢。
　　貨幣是最考驗權力的游戲，古代帝王可以選擇將頭像放在貨幣之上，卻無法保證貨幣得到市場的擁護。人民幣，歸根結底，也還是人民的選擇在主導。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近期出版《白銀帝國》、《印鈔者》。微信公號《徐瑾經濟人》（econho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