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亞娟
       7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國經濟上半年經濟數據顯示：2016年二季度GDP增速為6.7%；1-6月間，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0%，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2%，實現了中國經濟增速在連續三個季度回落后的首次企穩。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認為，中國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為中國制造轉型升級提供了強勁動力：過去20年間，中國快速“工業化”為制造業創新提供了堅實物質基礎，目前單靠廉價勞動力與外延式擴張，很難讓企業獲得豐厚回報，甚至會被淘汰出局。
       而在尋找技術和產品更新的道路上，中國制造可更多借鑒德國持續平穩的創新模式，從1到N，從有到精，不斷改進，追求極致，并用制造業提高就業，加大抗金融風險性。 

       “低增長”背后，中國仍有潛在優勢
       《中外管理》：您曾在2016年1月的“學習型中國論壇”上預測：整個2016年將是中國經濟調整最困難的一年；二季度經濟開始觸底反彈，當下應如何處理“經濟結構調整和保增長”之間的關系？
       姚洋：2015年底到2016年初，房地產市場回暖，間接提振了今年二季度經濟增長指數：PPI環比由負轉正，大宗產品價格均開始上升，這些都是經濟好轉的跡象。
       但不能忽視的是，從2012年開始，新一輪經濟減速期剛剛開始，2016年中國經濟進入深度調整期，環比呈逐步好轉態勢，關鍵是處理好“經濟結構調整與保增長”之間的關系：
       第一，要認識到經濟下行期是淘汰落后產能、生產力的必要過程。經濟周期的出現，很大原因是“預期”造成的，即在經濟形勢好時，往往會超額投資，“預期”達到頂峰時，便會遇到一個大的沖擊，必然出現產能過剩和債務累計。2015年“中央經濟會議”提出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保增長（簡稱“三降一補”）政策非常正確，也將是一個艱苦的過程。
       第二，要快速找到“經濟結構調整和保增長”結合點。不妨借鑒上一輪經濟周期中的“國企改革和銀行改革聯動”做法，彼時正因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剝離了大部分銀行壞賬，才使得當時的國有企業可以“輕裝上陣”，實現盈利，也造就了2003年到2012年間經濟高速增長的繁盛。而當民間投資人轉變為國有資產所有者后，又可間接避免國有資產流失。
       《中外管理》：英國公投“脫歐”成功，不惜以國家分裂為代價抵制全球化，背后推手之一也是陷入低速增長的經濟形勢。中國對于經濟低增長的擔憂同樣存在，對待“經濟增長放緩”的正確態度是什么？
       姚洋：從宏觀背景看，世界經濟增長放緩，將成為中國實現趕超的最佳機會，中國經濟增長具有以下潛在優勢：
       盡管目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但地處東亞，我們也會把經濟增長看成常態，但放眼全球，經濟增長卻屬小概率事件。意識到這點，對于我們判斷當下經濟形勢是有利的。中國經濟實現趕超的第二個優勢將來自于中國金融改革的再次推進：四五年前私募基金公司數量很多，但風險投資公司幾乎是零；現在則是PE滿天飛，唯獨缺少好項目，現在有了投資的根基后，科技投入已占到GDP的2.1%，要知道中國GDP只有美國的一半，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1/7，這意味著，盡管中美經濟實力相差懸殊，但中國的科研力量更有優勢。此外，空間優勢也是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持樂觀態度的重要原因：過去20年間，中國發展基本是沿海的發展，按照經濟學的“收斂理論”，如果兩個國家采用相同的經濟政策，收入較低國家的增速會比收入較高國家快；該理論應用到中國現實，則是在投資得宜情況下，內陸地區經濟增速將比沿海地區快，這既是中國經濟未來的巨大動力，也是創新的巨大市場。
       《中外管理》：對比金融改革和空間優勢，中國制造業更加發達，其在經濟低速增長期的潛力體現是什么？
       姚洋：中國制造業種類繁多，小到螺絲釘，大到高精尖機床，任何從事中間技術的制造業都無法離開中國市場，這與政府始終堅持發展制造業有很大關系。截至目前，中國第二產業（包括制造業、建筑業和運輸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長期維持在40%以上，制造業所帶來的經濟繁榮是不可否定的，未來中國產業和技術升級都要以加強制造業為核心。在這方面，韓國和德國為我們樹立了榜樣：韓國早在1960年代就已開始工業化進程，目前其制造業占GDP比重仍保持在30%以上；德國是發達國家中最看重制造業的，其制造業至今雇傭了全國1/4的勞動力，且德國人執著于對現有產品和技術的改進，牢牢占領了機械制造、汽車和化工等傳統領域的高地。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強勁推動力。一是制造業企業已經意識到，靠廉價勞動力和外延式擴張不僅不會繼續獲得豐厚回報，甚至會被淘汰出局；二是快速工業化積累的大量資金，也為制造業創新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制造業創新，重在學習“德國模式”
       《中外管理》：談到創新，業內認為有“德國模式”和“美國模式”兩個標桿，結合中國國情和實體經濟的現狀，哪個標桿對我們更有借鑒性？
       姚洋：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期，創新是動力之源。目前有兩條創新路徑可供借鑒：“從0到1”和“從1到N”。
       先說“從0到1”。美國移民文化的特點，決定了其創新路徑必然是“從0到1”，這種創新方式也被稱為“美國模式”。它具有一定的創造性破壞——贏者通吃，即新技術催生新行業的同時，也會把老行業打垮。“美國模式”是一種“超資本主義”模式，造就了美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只存在少數富人，絕大多數都是窮人。該模式更適合BAT這種壟斷型互聯網巨頭借鑒，因為BAT早已走到產業發展的前沿，只能走“從0到1”的創新之路。
       再說“從1到N”。就是從1到多，從有到精，不斷改進，追求極致。相比美國“從0到1”，“從1到N”也叫“跟隨式”創新。德國通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勤勞的民族，他們嚴謹求實、精益求精，所以這種創新方式也被稱為“德國模式”。長遠看，它不如“美國模式”，卻有很好的就業基礎，目前德國制造業已成功帶動25%的就業率，強大中產群體的存在，非常利于社會的穩定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也兼具很強的抗金融風險性。相較美國“贏者通吃”的“斷崖式創新”，德國制造業持續平穩的創新模式，更值得中國借鑒。此外，只有制造業才是中國的脊梁，如果這部分被打垮，必將失去經濟發展的根基。
       因而，“中國式創新”不妨走兩條路——既要學美國，也要學德國。尤其不可忽視制造業，要提倡“工匠精神”。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中國的中等收入人群消費，中國的內需擴大，中國的社會穩定，沒有一樣能夠離開制造業，能夠離開“從1到N”的創新。
       《中外管理》：繼國家提出《中國制造2025》目標后，2016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的“工匠精神”，再次讓制造業吃了一顆“定心丸”，如何實現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過渡？推進“工匠精神”的最大難點是什么？
       姚洋：“德國模式”是跟隨美國后，在現有技術基礎上做連續性改進，它也是中國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過渡中學習的榜樣。以德國“默克工廠”為例，其以制藥起家，一直專注于液晶產品研發，但它并不生產任何顯示屏，只做液晶和少部分處方藥。隨后憑借一點一滴的進步，默克工廠不斷占領市場，至今已壟斷世界70%的液晶市場。現在，默克工廠已經開始專注于OLED（有機發光二級管）的研發，一旦成功，未來的液晶屏將可以做得更纖薄，顆粒感微乎其微，甚至可以任意彎曲，做成任何形狀。
       “工匠精神”被列入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是國家對制造業提出的新要求，非常及時。工匠精神作為代表專注、精確、注重產品品質的一種精神，在中國推進的最大難點，是如何落實：
       一是提倡工匠精神，首先要提高工人的社會地位。不同于美國的兩極分化，德國的中間階層——工人，力量非常深厚，這與其完善的技校體系、工人較高的社會地位以及薪酬水平緊密相關。仍以“默克工廠”為例，其實行的是“文化理論和專業技術”并重的人才培養模式，與當地高中聯合辦學，學生畢業后大部分進入默克工廠工作，工作幾年后還可以到默克大學繼續深造，有針對性地提升專業技能。中國不妨設立類似試點學校，給予工人相關技術等級，讓他們在達到高等級的同時，獲得相應社會地位。二是可對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采取一定的政策傾斜，如降低增值稅和部分社保成本等。 

       “互聯網+”不如“+互聯網”
       《中外管理》：2014年至今，“互聯網+”是一個熱詞，甚至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藥。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給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帶來的利和弊各是什么？如何正確看待“互聯網+”？
       姚洋：“互聯網+”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傳統行業應該積極擁抱互聯網，這是它的顯見含義和最大價值。“互聯網+”對于宏觀經濟的意義，在于能對其他產業造成革命性改變，但中國經濟的主體是制造業，不能像美國那樣依靠硅谷，依靠尖端科技，中國制造業亦不能拘泥于過去的陳舊思路，而是要用互聯網改造。二是不要因為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就變得心浮氣躁，比如很多企業家由此患上“互聯網焦慮癥”。企業家們不要認為離開互聯網就將難以生存，或與時代脫節，相反，仍需聚焦自身優勢，踏實做好實業。
       與其說“互聯網+”，不如說“+互聯網”，意思是傳統行業要善用互聯網服務于實體經濟，創造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尤其在第二輪互聯網熱潮興起時，很多人都熱衷用App積攢流量，唯獨不思考最終盈利點，不能變現的“互聯網+”沒有生存意義。
       《中外管理》：為應對互聯網的沖擊，德國提出“工業4.0”，核心是用互聯網改造傳統產業，實現靈活生產、零庫存和互聯網營銷，一句話，就是要實現“云制造”。目前“云制造”在中國制造業中也被廣泛提及，您如何看待？
       姚洋：德國正在實施的“工業4.0”，將所有流程都“放”在云端，強調個性化生產和柔性生產，是基于整個社會發展都非常平穩，人們有能力追求個性化消費。相比之下，中國市場需求遠未達到這種程度，尚處于大眾化消費階段；從企業互聯網建設的基礎設施看，多數企業并未建立內部數據系統，管理者甚至不清楚資金流、材料流等數據，何談“云制造”？
       目前中國工業正處于2.0到3.0階段，個別甚至還未達到2.0，只有進入3.0階段才能實現自動化生產。《中國制造2025》將目標定在工業3.0是適合的，實現“工業4.0”，中國至少需要20年時間。可喜的是，中國在中等技術領域已開始躍居世界前沿，比如中國家用電器目前就已經穩居世界第一，海爾、美的、格力等優秀制造業企業都在不斷學習新技術，中國家電在未來幾年內整體打敗“韓國制造”、“日本制造”是有可能的，中國工業4.0也會率先在家電領域取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