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廣志（1923年3月11日～2014年11月19日），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曾就讀西南聯合大學機械系、國立西北工學院航空系、北洋大學礦冶系。歷任中國地質學會探礦工程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際大陸巖石圈計劃（ILPCC-4）組中國協調員、國家科學鉆探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土資源部咨詢研究中心顧問等職。其“人造金剛石鉆探配套技術研究與應用”，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一等獎；《金剛石鉆探手冊》及其英文版Diamond Drilling Handbook獲地質礦產部科技進步獎一等獎；《科學鉆探專題情報系列（1-8集）》獲世界華人重大科學技術成果證書。
       作為新中國地質探礦工程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劉廣志一生致力于鉆探工程：解放初期，他奔波于白云鄂博、銅官山、攀枝花等大型礦山，組織多工種綜合勘探；領導了人造金剛石小口徑鉆探配套技術研究與應用；領導研究推廣定向鉆探、繩索取心鉆探、空氣鉆探、反循環鉆探、孔底動力機鉆探五大技術，不僅使我國鉆探工程躍居世界先進行列，還為一批老礦山探明了深部備用儲量；他在創造性地為上海治理地面沉降、用小型鉆探設備治理廣西田東煤田嚴重噴氣失火事故、鉆成松遼盆地第一口油井等方面作出突出貢獻。

       中國大陸科學鉆探深入地下5158米，在2005年6月勝利竣工。面對這一獲地球深部眾多最新信息的輝煌成果，劉廣志對此感到十分欣慰。他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多年倡導，開工后又經過了近4年的努力才最終取得成果。

       “不能上天就入地”

       劉廣志于1923年3月11日在北京出生。七歲時入私塾啟蒙，不久后考入北京一小，直接插班進二年級就讀。十二歲時，考入孔德學校讀初中。后又考入北京四中就讀高中。高中畢業，他即與同學結伴，逃離日軍占領的北平，考入西南聯合大學機械系讀書。

       大學生活開始后不久，劉廣志因參加學潮而被捕。被營救后為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迫害，轉學到地處陜西漢中的國立西北工學院航空系就讀。他的理想是做一名飛行員，但因貧困，無法續讀航空系，被迫轉入礦冶系。“不能上天就入地”，自此他立下了探尋地下寶藏的志向。

       抗戰勝利后，劉廣志跟隨學校遷回天津，于1947年6月從天津北洋大學礦冶系畢業，獲得工學士學位。同年，赴甘肅玉門參加鉆探和采油工作，任實習工程師，后擔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玉門油礦鉆井工程師。

       1949年1月，劉廣志因實習成績優秀，經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批準，獲赴美國科羅拉多礦業學院的進修資格。在辦理出國手續時，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他放棄了出國研修深造的機會而參加了地下工作。

       同年4月29日，受華北人民政府企業部指令，劉廣志被派到地質調查所負責籌備新中國的地質鉆探事業，并擔任中國地質計劃委員會勘探局鉆探組工程師。他帶領鉆探隊伍，在北京門頭溝區耿王墳工地豎起了中國地質部門解放后的第一座鉆塔，于10月1日前完成了鉆孔500米的計劃工作目標，并以此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獻禮。

       主持“黃埔一期”

       建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劉廣志在重工業部的大力協助下，于1951年在恭王府花園里（當時為北京重工業學校）主持開辦了第一期的鉆探工程師培訓班。鉆探界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一直戲稱這批培訓班的學生，是新中國成立后鉆探行業的“黃埔一期”。這批學生經過培訓后立即被分配到白云鄂博、銅官山、大冶、攀枝花、永仁、渭北、白銀廠等大型礦區開展鉆探工作。在工作實踐中，他們很快就成為中國鉆探隊伍里的中堅支柱和骨干力量。

       1952年6月，劉廣志的譯著《鉆探機規格手冊》由中國地質指導委員會印行，同時他還主持制定了符合中國國情的第一部《巖心鉆探規程》和《鉆探六大質量指標》。這標志著他為組建新中國地質部門的第一支探礦隊伍，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成為我國解放以后，開展正規化、大規模找礦鉆探工作的主要奠基人。

       新中國成立以后，剛組建的地質部發展很快，工作卓有成效，這是與中國地質事業的奠基者和領導人、我國著名科學家李四光先生的貢獻有著最直接的關系。劉廣志正是在李四光的領導下，帶著“黃埔一期”的技術人員，先后在部屬大型礦區組織多工種綜合勘探工作，通過艱辛不懈的多方努力，使我國鉆探水平迅速提高。

       新的探礦技術隊伍剛剛成立時，僅有鉆機10多臺。為打破資本主義社會的幾個經濟大國對我國實行的嚴密技術封鎖，滿足國家在經濟恢復期對各種礦產資源的急切需求，劉廣志克服種種困難，與同行們共同努力很快實現了自中國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多工種地質找礦”工作，至1953年，全國開動鉆機，連同備用鉆機已經達到3000臺之多，猛增了300倍。

       首創滅火法

       1959年中秋，廣西田東113煤田地質隊發生鉆孔瓦斯噴氣大火事故，噴發的火柱高達20多米，無法滅火止噴。劉廣志奉地質部副部長何長工之命，星夜趕往火災現場。

       在現場，劉廣志創造性地運用油田滅火經驗，指揮8臺消防車，在井上造成一層密布的高壓水幕，用很快就找來的手榴彈，測好準確距離，利用長桿將手榴彈置于噴火口，用爆破法先將明火熄滅。緊接著，他又指揮現場工作人員，安裝起雙臺高壓水泵和高壓管道，計算好泥漿用量，清理現場雜物，親自與機長一同進入井口處強制下鉆，快速向井內灌入高比重泥漿，徹底消除了火災再次發生的可能。這次滅火行動的勝利，是實現用小型地質鉆探設備，成功地處理了小井眼噴火嚴重事故的第一例，成為國內外的首創。

       四處奔波，到處搶險，這在劉廣志看來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而提高鉆探職工素質，懂得如何預防與處理事故的發生，更是他應盡的義務。為此，他將自己多年積累的知識，及從各種文獻資料中查閱到的經驗經過系統整理編著了名為《巖心鉆探事故的預防與處理》的專業指導性書籍。該書一經出版，在整個鉆探行業引起了重視，可以說是一次不小的震動。

       開拓人造金剛石鉆具

       “大躍進”時期，地質系統進入了開發礦業的高潮期。但由于盲目“躍進”，鉆探工程施工“效率低、質量差、成本高”的局面不可避免地同時出現。劉廣志打破傳統，大膽提出了一個新的工藝概念，認定開展金剛石鉆探是一項創新科技，是扭轉鉆探事業大發展時期所凸現出被動局面的有效方法。

       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劉廣志開始著手領導并組織實施人造金剛石鉆頭的研制工作。他首先是抓組織工作，要通過上級的協調一項一項落實。金剛石從何而來？我國尚未找到大型天然金剛石礦，上級領導提出：“必須立足于國內，立足于人造。”為此，他制定了切合實際的技術方針，即鉆探設備要“改與造并舉，逐步更新”的設想。他作為金剛石鉆頭磨具研發的協調與帶頭人，在地質部的支持下，奔走于各研究所之間協調技術合作與研發進度。經過科技工作者的多方努力，在地質部探礦工程司和幾個科研機構的通力合作下，短期內即將人造金剛石鉆具研制成功。經過對比試驗，我國自行研制的人造金剛石鉆頭的鉆進效率和質量明顯超過日制金剛石鉆頭。

       1963年12 月6日，我國成功地研制出了第一顆人造金剛石，這是探礦界的特大喜訊。自此開始，地質礦產部對國產人造金剛石鉆頭進行了全面的技術推廣。1965年，我國著名地震學家、原地質部總工程師謝家榮先生曾指出：“戰后地質工作已向‘外太空’（用地球資源衛星進行探測）和‘內太空’（地球科學鉆探）兩個方向發展，從而使地質學取得長足發展。”我國自行研制的人造金剛石鉆頭，使中國的探礦事業如虎添翼發展迅速，先后探明全國有儲量的礦種達103種，完全推翻了國外地質學家關于“中國貧鐵、缺銅、少油”的結論，為發展新中國的工業建設作出了巨大成就。

       治理上海沉降

       地面沉降是一種地質災害，它導致區域性的地面標高降低，進而會促成一系列次生災害，造成嚴重的危害。

       上海地面沉降問題，實際從開埠初期即已存在。1953年至1956年，沉降量在0.05米約占50平方公里；1956年至1959年，市區年沉降量在同一水準的擴大至160平方公里。當時的最大年均沉降量達110毫米，地面開裂、建筑物傾斜、防汛墻受損等現象隨之出現。

       1960年春，劉廣志受邀來到上海，參加由上海市政府舉辦的上海地區沉降問題專門研討會。參會的各方面專家提出了造成地面沉降的諸多因素：海平面上升、新構造運動、靜荷載、動荷載、開采天然氣、地下取土等。而劉廣志根據自己在玉門油礦多年采油的實踐中所積累的經驗及對國外相關資料的了解，對前述諸多因素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認為這些因素還不是造成大上海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當他提出上海地面沉降現象的形成，最大的可能性是由于過量提取地下水資源所造成的意見時，立刻遭到了一些專家學者的反對。他們認為提取在地下深度達300米以下的地下水，不足以造成沉降的發生，這種提法沒有充足的依據，是憑空想象。他所提出的意見差點就被忽視掉。

       為了慎重論證，地質、勘測、土力學等方面專家反復研究，意見逐漸統一，感覺劉廣志提出的過量抽取地下水是造成上海地面快速沉降的最直接原因，并形成了一份論證報告提交上海市政府。這份“上海市地面沉降問題研究報告”提出了“地下水開采、海平面上升、新構造運動、靜荷載、動荷載、開采天然氣、地下取土、深井出砂、人工填土和黃浦江疏浚等”可能是影響地面沉降的十大因素，并提出大量開采地下水是上海地面沉降主要原因的初步結論，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礎。

       為加強上海市地面沉降的研究與防治工作，地質部于1962年下達了 “研究上海市區地下水區域下降漏斗的擴大和市區地面沉降問題，進行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及長期觀測工作”的任務要求，從而拉開了上海地面沉降系統監測與研究的序幕。通過對市區水文、工程地質條件系統勘查與市區水準點、地下水動態觀測孔和分層標的定期監測，查明了地面沉降與地下水開采在時間、地區、層次上的“三集中”關系，指出地下水開采是引起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劉廣志、李世忠等也接受委托利用鉆探技術協助上海市打了不少觀測井。通過不間斷地多點科學觀測，進一步證實了他所提出的觀點是合乎實際的。隨后，他又提出了向含水層回灌淡水治理開采過量的補救方案，大上海的地面沉降問題開始有所緩解。

       探索科學鉆探

       自1973年起，劉廣志捕捉到大陸科學鉆探這項處于世界科學前沿的新興學科。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在一本叫American Scientist的雜志上看到一篇題為《深海鉆探十年的文章，講的是深海鉆探的來龍去脈，今后鉆穿地殼到達上地幔，以研究大洋洋底的沉積和演化，并進一步證實大地擴張說、板塊移動說……這一宏偉的科學依據方略引起劉廣志的濃厚興趣。

       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促使地球科學向外層空間和地球深部（內層空間）兩個方向發展，特別是對地球深部的研究已成為許多發達國家具有戰略意義的工程。1974年，美國在俄克拉何馬州鉆成了羅杰斯1號孔，深9583米，這一世界紀錄一直保持到1980年，被前蘇聯在科拉半島的CГ-3井（孔深達12262米）打破。此外，日本、澳大利亞、法國、英國、瑞典等紛紛參加美國領銜的深部鉆探計劃和大洋鉆探計劃。其中，前蘇聯的CГ-3井號超深孔中令人不可思議地發現了“不該出現的深部循環流體”，它們在深達11500米的地方均勻平穩地進行循環。這個鉆孔在地震、地電、地磁等方面的新發現推倒了許多傳統理論，一經公布便立即震動了全世界的科學家們。

       為追蹤這門前沿學科的動態，劉廣志組織了行業內鉆探和探礦機械方面的教授、專家、翻譯人員，編印出版了八冊《科學鉆探文集》，共約250萬字。特別是他的《關于迅速在我國開展大陸科學鉆探的建議》《中國開展科學鉆探的重要性與可行性》兩篇文章伴隨著國內宣傳、國際交流，已引起了地學界的廣泛關注。

       國際巖石圈計劃的CC-4組大陸協調組于1987年正式確認了我國的代表席位，劉廣志被推薦擔任負責主持中國科學鉆探方案的研究。不久后，在1989年中國正式組成了“大陸科學鉆探科研規劃小組”。作為小組重要成員的劉廣志在經過4年多的調研與論證后，初步形成了可供選擇的實施方案——中國大陸科學鉆探計劃的總原則。此方案由淺入深制定了近期目標：5000米左右的中淺孔和長遠目標：10000米以上的超深井。他除向有關領導部門提出建議外，還積極組織專家對中國開展大陸科學鉆探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進行科學論證。經過多方呼吁努力，地質礦產部為“中國大陸科學鉆探先行研究”立項，并申報國家重大科學發展項目。

       科學鉆探直接關系到環境工程與地質災害預防。劉廣志指出：水、工、環三者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今后水、工、環的研究應該從整體考慮，單獨從環境地質學角度去考慮已經非常不夠了。環境的惡化與地質災害是密切相關的，環境惡化是因，地震災害是果。

       中國大陸科學鉆探深入地下5158米，在2005年6月勝利竣工。這是當時正在實施的國際大陸科學鉆探計劃20多個項目中最深的科學鉆井。中國大陸科學鉆探工程項目的實施，對于我國鉆探技術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面對這一獲地球深部眾多最新信息的輝煌成果，劉廣志對此感到十分欣慰。他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多年倡導，開工后又經過了近4年的努力才最終取得成果。在此重大科研項目的基礎上同時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這標志著我國“入地”計劃獲得了重大突破。（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信息工程學院博物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