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末，M2同比增速比前一月下降1.6個百分點至10.2%，較3月末的13.4%出現了明顯降低。7月份新增信貸和社會融資規(guī)模也出現同比少增。
　　央行有關負責人就金融數據答記者問時表示，今年以來貨幣信貸增長并不慢，而且今年數據有一些特殊因素，排除后總體上仍基本正常。從M2來看，去年二、三季度股市波動較大，使當時的基數大幅抬高，導致近幾個月M2同比數據有些“失真”，不代表真實增速。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陳冀對記者表示，去年7月份M2迅速抬升的基數效應對于今年7月份的數據影響較大，因而7月份M2增速進一步下滑也屬意料之中。
　　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在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和落實去杠桿任務的大背景下，貨幣信貸增長的中樞水平可能比過去有所調整，對此也需要適應。由于多種因素影響，貨幣信貸月度數據出現一定波動比較常見，應該避免對某個月的短期數據作過度解讀。

　　信貸少增存季節(jié)性因素需求結構分化加劇
　　信貸數據方面，7月份，人民幣貸款新增4636億元，同比少增1.01萬億元，余額同比增長12.9%。新增貸款中，幾乎全部是住戶貸款，尤其是個人住房貸款，而非金融企業(yè)貸款減少26億元。
　　對此，央行有關負責人解釋，從住戶部門貸款看，今年增長確實比較突出，當然主要與不少城市房地產市場升溫有關，前7個月平均每月個人中長期住房貸款接近4000億元，季節(jié)性波動也不大。從企業(yè)部門貸款看，在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特別是在去產能、去杠桿背景下，企業(yè)總體信貸需求沒有住戶部門那么旺盛。
　　分析人士表示，對于貸款絕大部分流向了房貸，人民銀行沒有否認；對于企業(yè)融資需求低迷，人民銀行也沒有回避。陳冀對記者表示，一方面，6月份大規(guī)模的地方政府債券發(fā)行，部分延后對7月份企業(yè)信貸造成了負面影響；另一方面，這可能再次印證了當前企業(yè)的經營活力、投資意愿的確不高。
　　可見，居民與企業(yè)兩部門信貸需求結構的分化現象有所加劇。此外，值得關注的是，票據融資近兩個月的絕對量規(guī)模較前一段時期的千億元規(guī)模大幅萎縮。國泰君安宏觀分析師王劍表示，去年7月份票據貼現、非銀金融貸款規(guī)模較高，如果除去這兩項基數因素，今年7月份的新增貸款數據并無太多異常。
　　非金融企業(yè)貸款方面，短期貸款減少2011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1514億元。王劍表示，這兩項數據均存在季節(jié)性因素。對公短期貸款方面，2014年至2015年7月也是同比減少，比如2015年7月也是下降2300多億元。而對公中長期貸款新增規(guī)模較前幾個月略少，主要與政府穩(wěn)增長政策在年初投放力度較大有關。

　　表外業(yè)務持續(xù)規(guī)范直接融資平穩(wěn)發(fā)展
　　數據顯示，7月份社會融資規(guī)模增加4879億元，同比少2632億元，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出現大幅下降，單月負增長再次達5000億元以上。陳冀表示，這雖大幅拖累了7月單月的社會融資規(guī)模增長，但表外業(yè)務趨于規(guī)范，有助于銀行乃至金融體系降低整體系統(tǒng)性風險。
　　“值得關注的是，由于票據通常具有真實貿易背景，承兌匯票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實體經濟對該金融工具的需求有所下降。”陳冀表示。
　　此外，企業(yè)債和非金融企業(yè)股權融資繼上月分別增長2009億元和1158億元后，7月份延續(xù)了平穩(wěn)增長態(tài)勢，分別增長2188億元和1135億元。陳冀強調，直接融資進一步發(fā)展，是未來優(yōu)化社會融資結構的方向。
　　1月至7月，企業(yè)債券和股票融資合計達2.65萬億元，同比多1萬億元。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多渠道融資對貸款形成一定替代，這與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在當前市場整體利率水平較低的環(huán)境下，部分優(yōu)質企業(yè)已經在轉換思路，從直接融資市場尋求資金支持。在當前可配資產相對匱乏的環(huán)境下，債券或許在未來一段時間仍會成為很多投資者的主要選擇之一。”陳冀說。
　　7月份M1同比增長25.4%，為2010年6月以來最高，M1與M2增速“剪刀差”進一步擴大到15.2個百分點。對此，央行有關負責人分析表示，一是中長期利率降低，企業(yè)持有活期存款的機會成本下降。二是房地產等資產市場活躍，交易性貨幣需求上升，尤其房地產和建筑業(yè)公司持有的貨幣資金增加比較多。三是地方政府債務置換過程中會暫時沉淀一部分資金。上述負責人還強調，M1與M2增速“剪刀差”不能作為衡量是否進入“流動性陷阱”的指標。但不容否認的是，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應已經有所下降。分析人士強調，不應該過度依賴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考慮到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資產，政府負債率也不高，這些意味著財政政策仍有充足的操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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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濤建議，政府不能“閑不住”，應該尊重市場、發(fā)揮市場出清的作用；中國作為主席國主持的G20峰會，將結構調整作為重要內容，提出了9個優(yōu)先領域、48條指導原則、12項細化指標。]
　　今年9月，中國將擔任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主席國，而結構性改革則是全球面臨的核心議題。量化寬松（QE）、低利率雖能將各國從危機的水深火熱中救出，但卻再也無法真正刺激經濟增長、提高生產率，而最終長期滯漲的后果是可怕的。
　　在8月16日舉行的“2016世紀中國論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中國經濟長期增長”上，中國央行調查統(tǒng)計司司長盛松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等業(yè)內專家匯集一堂，強調了中國采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緊迫性，而這也是今年G20的最大看點。
　　“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結構調整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是一場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的持久戰(zhàn)。在這樣的形勢下，必須保持戰(zhàn)略定力，要樹立信心，堅定戰(zhàn)勝困難的決心，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擴張辦法給經濟打強心針，造成短期興奮過后經濟越來越糟。”管濤稱。

　　盛松成：貨幣政策不可獨行
　　盛松成表示，本輪經濟下行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給結構失衡兩大問題的疊加，應更重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
　　事實上，與全球各國相似，中國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應正在遞減。去年以來，中國通過降準、MLF（中期借貸便利）等措施釋放的流動性不小，但企業(yè)的投資意愿仍持續(xù)低迷。7月M1、M2的“剪刀差”繼續(xù)擴大到15.4%，再創(chuàng)歷史新高；7月人民幣貸款增加4636億元，其中住戶部分中長期貸款（按揭）增加4773億元，非金融企業(yè)及機關團體貸款減少26億元，顯示企業(yè)持幣觀望情緒強烈。
　　這一現狀的成因不乏特殊因素。盛松成稱，例如，去年救市因素抬高對比基數。去年7月，因股市大幅波動，注入大量維穩(wěn)救市資金，證券業(yè)金融機構在商業(yè)銀行的存放資金新增9645億元，抬高了貨幣信貸對比基數。扣除這一因素影響，初步測算，今年7月份M2同比增長11%，比上月回落0.8個百分點。
　　此外，7月實體經濟表外融資合計減少3137億元。其中，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減少5122億元，為2002年以來月度最大降幅，這與監(jiān)管趨嚴，以及企業(yè)間業(yè)務往來有所萎縮有關。
　　盡管特殊因素客觀存在，但“剪刀差”不斷擴大的實質性原因仍是企業(yè)投資意愿低迷。
　　盛松成稱，隨著貨幣供應量增加，大量貨幣流向企業(yè)，但企業(yè)活期資金增加并非因為經營擴張，而是企業(yè)持幣觀望、謹慎投資。實體經濟制造業(yè)投資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xù)低迷。2016年1~7月制造業(yè)投資同比增長3.0%，較上月下降0.3個百分點，創(chuàng)2004年以來的歷史最低值；1~7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僅增2.1%，比上年同期低9.2個百分點，較上月下降0.7個百分點，為2012年一季度首次發(fā)布以來的歷史最低值。
　　近期，更有眾多分析師指出，大型企業(yè)（主要是國有礦商和重型制造商）的委托貸款快速增長，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可能加劇中國的壞賬問題。
　　“這些非金融（國有企業(yè)）不具備必要的專長，無法像銀行那樣經營，評價借款人的資信；隨著經濟進一步放緩，這些貸款很可能變成不良貸款。”惠譽（Fitch）旗下研究機構BMI Research的分析師在一份報告中表示。
　　當中國企業(yè)面對類似“流動性陷阱”時，盛松成認為，中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優(yōu)勢。
　　他表示，相較于西方國家，中國政府無論在財政政策方面，還是貨幣政策方面，都有較大的決定權，可從中選擇更優(yōu)的組合。尤其，中國政府部門杠桿率整體低于發(fā)達國家水平。截至2014年底，全國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為249655億元，與當年GDP的比為39.2%。
　　此外，盛松成認為，降稅將比降息更有助于刺激企業(yè)投資。“我國企業(yè)稅負較重，降稅能迅速增加企業(yè)利潤，有效推動企業(yè)生產積極性。2013年，我國企業(yè)的總稅率為67.8%。”
　　值得注意的是，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財政可持續(xù)性具有絕對的優(yōu)勢，這為財政刺激和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空間。“經測算，可將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2014年實際財政赤字占GDP的2.1%，2015年為3.5%，首次超過3%），由此可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更好地支持供給側改革，且不會給我國政府帶來較高的償債風險。”盛松成表示。
　　這主要由兩大原因決定。首先，中國政府債務結構較合理。一是政府債務絕大部分為內債，外債占比很低（2014年我國外債僅占1%，美國占43%）；二是我國短期債務占比較低（2014年底我國中央政府債務中的短期債務占比為10.1%，而同期美國短期國債和機構債占比達到 31.3%）。
　　第二，中國經濟和政府收入增長較快。一是較高的經濟增長帶動財政收入較快增加，提高了我國政府債務的可持續(xù)性；二是我國國有企業(yè)資產雄厚，盈利能力較強；三是我國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較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管濤：長痛不如短痛
　　其實，縱觀全球，不難發(fā)現，不僅僅是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刻不容緩，美國、歐洲、日本的貨幣政策都已經走到了極限。似乎自2008年的大危機以來，全球除了從危機的魔爪中稍事復蘇，但很難再繼續(xù)增長，生產率也持續(xù)下挫，如美國大選、英國脫歐、潛在經濟增速放緩等長期風險也在不斷醞釀。
　　管濤稱，上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的應對措施以及2008年危機的應對方式截然不同，但后果也南轅北轍，值得各界深思。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時，由于東南亞各國當時尚無充足的外匯儲備，阿根廷、印尼和韓國等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了數百億美元的緊急救助貸款。
　　然而，IMF對危機國家（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除外）開展救助的同時，其嚴苛的附帶條件至今仍為東南亞各國指責：財政緊縮、貨幣緊縮、金融整治、對外開放。
　　管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盡管眾多學者都認為IMF當時做錯了，且IMF本身也汲取了經驗教訓，但正是因為當時的“短痛”，“一兩年后危機國家經濟負增長后轉正，2001~2005年期間危機國家美元計值GDP超過危機前的水平。”
　　然而，轉視2008年的這場危機及應對，發(fā)達國家普遍實行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包括私人部門降杠桿、政府部門加杠桿；歐美日等國家央行實行非常規(guī)貨幣政策：從低利率、零利率、量化寬松（QE）走到負利率。例如，日本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QQE（量化和質化寬松）、積極財政政策順利出招，但第三支結構調整之箭遲遲未到，導致如今日本經濟似乎再陷泥潭。
　　危機過去整整八年，如今世界經濟又怎么樣呢？管濤稱，當前全球金融風險在上升、在轉移：從發(fā)達國家向新興市場轉移；從銀行體系向影子銀行轉移；從償付風險向流動性風險轉移。
　　此外，全球負收益國債已達上10萬億美元；歐洲銀行體系受長期低利率、強監(jiān)管及經濟波動影響，正搖搖欲墜；受溢出-回溢效應影響，美聯儲還在糾結加不加息；IMF已連續(xù)三次調低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值。
　　管濤表示，亞洲危機國家付出了短暫的代價后，因為財政收支、對外平衡更加健康，匯率更加靈活、儲備更加充裕，才能更好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挑戰(zhàn)；而發(fā)達國家的危機過度依賴財政和貨幣刺激，迄今未能走出危機，反而形成了對刺激政策進一步依賴。
　　眼下，若要扭轉局勢，管濤建議，政府不能“閑不住”，應該尊重市場、發(fā)揮市場出清的作用；中國作為主席國主持的G20峰會，將結構調整作為重要內容，提出了9個優(yōu)先領域、48條指導原則、12項細化指標。
　　此外，供給側是主要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必須作為主攻方向。需求側起著為解決主要矛盾營造環(huán)境的作用，投資擴張只能適度，不能過度。”管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