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稅可能帶給行業發展的影響將于今年顯現。

　　“澳大利亞碳稅，將推高中國鐵礦石進口成本超過100億元。”碳金融專家王毅剛對本報記者表示，根據他的分析，僅以澳大利亞兩大鐵礦石巨頭必和必拓與力拓的碳稅成本計算，在賣方地位強勢背景下，如果稅收完全轉嫁的情況，中國鐵礦石進口成本將增加185億元。

　　從今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亞政府將對全澳500家高碳排放企業，征收每噸23澳元的碳稅。澳大利亞的碳稅方案在國際上評價甚高，認為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做出切實行動，但專家們亦擔心，澳大利亞采礦企業的碳稅成本可以輕易地轉嫁給國外下游消費者。尤其是鐵礦石行業。

　　不過，TSI指數中國區經理韓遜認為，今年鐵礦石賣方強勢地位不明顯，“一方面是出現越來越多的新興礦山，供應會越來越多，另一方面，由于今年中國房地產、汽車行業的不景氣預期，所以鋼廠沒有大量購買鐵礦石的沖動。”韓遜對本報記者表示。

　　澳碳稅或推高中國鐵礦石進口成本

　　根據王毅剛的分析，僅以澳大利亞兩大鐵礦石巨頭必和必拓與力拓（“兩拓”）的碳稅成本計算，中國鐵礦石進口成本將增加185億元。

　　185億元怎樣算出？王毅剛的計算方式為，“兩拓”的碳稅成本，乘以“兩拓”鐵礦石出口中國的比例，再除以中國從澳大利亞的鐵礦石進口率。

　　首先，“兩拓”的碳稅成本。根據兩公司網站提供的信息，必和必拓與力拓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別為4700萬噸、4340萬噸，二者相加，乘以23澳元/噸碳稅，再乘以6.8（近日澳元兌人民幣匯率），得出“兩拓”的碳稅成本為141億元人民幣。

　　“兩拓”鐵礦石有一半左右出口中國，中國進口的鐵礦石有約38%來自澳大利亞，于是141億元乘以50%，再除以38%，得到的結果是185億元，這個數字為因“兩拓”碳稅成本，而使中國增加的鐵礦石進口成本。

　　“澳大利亞利用其在鐵礦石國際貿易中所占有的優勢地位，可以輕易實現碳稅稅負的跨境轉嫁。”王毅剛稱。

　　雖然，澳大利亞碳稅方案還將通過實施“就業和競爭力方案”，為排放密集的貿易競爭型行業提供94.5%或66%的補貼，但澳大利亞鐵礦石行業不屬于獲得補貼的貿易競爭型行業，“貿易競爭型評估的標準：一是貿易比重在2004-2008年任一年里超過10%，二是證明無能力將成本因為國際競爭轉移給消費者。鐵礦石出口不符合第二個標準。”王毅剛表示。

　　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網站信息，2011年，中國累計進口鐵礦石6.86億噸，較2010年多進口0.68億噸，同比增長10.9%，鋼鐵行業因進口鐵礦石價格上漲多支出外匯約250億美元。

　　“一旦澳大利亞開征碳稅，"兩拓"必定漲價，巴西淡水河谷也會隨之漲價，澳大利亞與巴西在鐵礦石出口方面呈"雙頭壟斷"格局，市場缺口不是任何一家可以彌補的。”王毅剛對本報記者表示。

　　“鐵礦石會不會漲價，還要具體看談判情況，其中關系復雜。”中創碳投有限公司戰略總監錢國強對本報記者表示。

　　除了碳稅，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租賃稅議案（Minerals Resource Rent Tax），有待今年在澳參議院通過施行，計劃于今年7月1日開始，對鐵礦石及煤炭企業的銷售利潤征收30%礦產資源租賃稅。

　　澳大利亞礦產資源租賃稅的征收意向由來已久，早在2010年5月，時任澳大利亞總理的陸克文提出擬面向大小礦商，征收稅率高達40%的“資源租賃稅”，以取代各州政府浮動在2%~10%的“特許開采稅”，這引發了澳大利亞經濟界以及政壇“地震”，陸克文也迫于壓力辭職。

　　繼任的澳大利亞總理吉拉德與礦商展開多輪談判，提出新的礦產資源租賃稅議案，對所有年度盈利超過7500萬澳元的鐵礦石和煤炭企業，征收30%礦產資源租賃稅。

　　礦產資源租賃稅一旦執行，將會對鐵礦石、煤炭兩種價格形成一定的高位支撐，將成本轉嫁到下游消費者，“礦產資源租賃稅相比碳稅，對中國的影響不會更小，只會更大。”王毅剛對本報記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除中國鐵礦石進口成本會增加，中國煤炭進口成本也會增加。

　　根據光大證券(601788,股吧)報告，由于碳稅的增收，澳大利亞平均每噸煤稅收增收碳稅3澳元。2010年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煤炭3696.3萬噸，2010年從澳大利亞煤炭進口量占中國煤炭進口總量的22.3%。

　　但是，“由于澳大利亞煤炭在對中國進口方面，沒有明顯的賣方優勢，中國可以尋求替代進口國，中國煤炭自給率較高。”王毅剛指出。

　　可否借鑒為中國碳稅切入口？

　　澳大利亞的碳稅思路可以給中國帶來啟示，“中國政府在碳稅設計上，對那些產能占世界產能比重較大、短期內不會出現大規模替代產能的行業，可以有類似于澳大利亞碳稅的國內碳稅方案。”王毅剛指出。

　　澳大利亞碳排放占據全球1.5%份額，由于該國相對稀少的人口（2200萬人），使其成為全球發達國家中，人均碳排放最高的國家，也使其面臨來自國際的碳減排壓力，該國由此提出碳稅方案。

　　事實上，從陸克文到吉拉德，澳大利亞碳稅方案幾經演變。陸克文之前提出的碳排放交易方案，在澳大利亞聯邦議會曾多次受阻。

　　繼任者吉拉德做出妥協，改變陸克文一步到位引入碳交易機制的做法，分步驟進行，先實施固定碳價機制，再引入碳交易機制。為爭取足夠支持，吉拉德宣布的固定碳價計劃中還納入了一系列補償計劃，包括政府將固定碳價一半以上的收入，通過增加補貼和減稅等方式為90%受影響家庭提供補償，并通過稅制改革使民眾無需提交退稅申請就能獲得補償。

　　另外，澳大利亞碳稅方案還將通過實施“就業和競爭力方案”，為排放密集的貿易競爭型行業提供94.5%或66%的補貼。

　　吉拉德推行碳稅方案，主要是為了獲得澳大利亞綠黨的支持，為參與2013年大選贏得重要政治籌碼。

　　最關鍵的是，澳大利亞把碳稅的“寶”押在了中國持續的購買力上，就鐵礦石行業而言，由于中國的強勁需求，澳大利亞政府去年預測，到2012年6月，該國鐵礦石出口量將增長8%，增至4.37億噸。

　　“在中國占有世界主要生產能力的優勢出口產業上，中國具有通過類似于澳大利亞碳稅設計的國內碳稅方案，把出口商品中隱形的內含碳（imbedded carbon）顯性化的機會，這并不見得會導致喪失國際競爭能力。中國政府在碳稅設計上可以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王毅剛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