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國家發改委在上月中否認了電價上漲的傳言，卻于上月底又突然宣布銷售電價每度平均上調0.03元（暫不包括居民用電）。同時，再度對發電用煤實施臨時價格干預措施，規定2012年度合同電煤價格漲幅不得超過上年合同價格的5%。這也是2008年6月發改委對電煤實施價格臨時干預后的再次「干預」。

　　恰值年度煤炭合同談判啟動之際，發改委此時的「干預」更耐人尋味。而11月初啟動的資源稅改革，令西部資源大省與東部用電大省之間的利益糾葛更顯錯綜復雜之時，同時還為煤電價格博弈增加了變數。 

　　業內人士認為，上調電價或許能解煤電僵局的燃眉之急，但電、煤漲價再到電價升的怪圈仍難以打破。眾多專家對此表示，壟斷、不透明是造成「電荒」的根本原因，打破壟斷、深化電力市場體制改革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以下稱中電聯）有關負責人亦表示，解決電力供需緊張狀況，從深層次來講要逐步形成科學合理的電價形成機制。香港商報記者鄧明宇

　　電荒根源：電價追不上煤價

　　是次調價是今年第三次調價，而且每次調價都恰在「電荒」之時，因此「調價」之舉備受質疑。今年第一次上調電價時就引起業界的諸多爭論。甚至就連電力部門自身的有關官員及學者都坦承「上調電價與電荒沒有根本關系。」國家電網能源研究院副總經濟師、戰略規劃研究所所長白建華表示，電荒根本原因是中國電力行業的結構性問題。其中包括跨區域電力輸送能力的不足，例證之一就是在華中、華東等面臨電荒不得不限電的時候。

　　因為缺乏輸送通道，此前，中國最大的「電源」內蒙古，蒙西電網約三分之一的火電機組被迫停機，超過42%的風電機組棄風。同時，亦有分析指出，2011年，發改委共2次上調部分地區電價：4月10日起，發改委上調了12個省的上網電價，上調幅度在0.02元/每千瓦時左右；6月1日，發改委又上調15個省市的非居民銷售電價和上網電價。但自今年3月起，國內煤炭價格出現淡季飆升。以秦皇島山西優混5500大卡煤炭價格為例，2011年3月價格約為770元/噸，目前已漲到860元/噸。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表示，電價每上漲0.01元，僅相當于煤炭成本每噸抵消28元，而煤炭價格漲幅遠遠超過于此，尤其是電價上調之后，煤炭也會隨之漲價，因此漲價對緩解電力企業虧損是杯水車薪。

　　借電荒再謀逼宮漲價

　　中電聯近日預測，今冬明春全國最大電力缺口在4000萬千瓦左右，其中既缺煤又缺水的華中和華南地區電力供需矛盾最為突出。中電聯有關負責人日前對媒體表示，國內煤價持續上漲，電價未能及時聯動，是造成電力緊張、火電企業嚴重虧損的根本原因。多年累積的煤電矛盾在今年有趨于惡化之勢，并將對中國電力安全產生重大影響。同時，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有關負責人也表示，缺煤停機導致大容量機組利用偏低。

　　中電聯近日發布的行業報告顯示，今年1月至7月，華能、大唐、華電、國電、中電投五大發電集團的電力業務合計虧損74.6億元，同比增加82.7億元，其中火電業務虧損180.9億元，同比上升113億元。根據國資委的統計，由于煤炭價格高位運行，電力企業中的火電行業處于嚴重虧損狀態。自2008年以來五大電企火電連年虧損，2008年-2010年這3年間，僅五大電企火電累計虧損額就達到602.57億元。如果算上其他火電企業，近幾年深陷虧損泥潭的火電行業虧損可能達上千億元。而中國火電發電占比均高達70%-80%。火電業務不管如何虧損，火電是中國發電行業最重要構成部分的格局短期內難以改變。因此，有專家表示，大規模的火電破產是不可能發生的，一旦火電企業難以支撐下去，政府必然會提高上網電價。同時，電力部門的表態強調了煤價上漲而電價不漲是「電荒」的根由，甚至以「電力安全」的高度來表達了電價上漲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和6月，電力部門已連續兩次上調電價。而這兩次上調都是在「電荒」期間。有評論人士稱，電力部門以「攜電自重」的強硬之態逼宮「電價」，盡顯行業「霸主」之威。尤其是在「電荒」時期，不管中央政府意愿如何，電力部門的意愿不可忽視。是次上調電價的結局就是最好的佐證。

　　資源稅改革加劇煤電矛盾

　　內地煤價在冬季缺電之際顯得更為堅挺。雖然央視等官媒對煤價居高不下的現象進行了深入探討，并指出煤價高企的原因主要在于運輸費高昂。但隨著資源稅改革的啟動，煤價高企的原因似乎遠不止運費高那么簡單。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就是資源稅改革剛一啟動，山西等西部資源大省的行業協會就開始要求煤企限產。

　　為什么新的資源稅直接就導致「限產」呢？有專家分析表示，資源稅仍然實行的從量計征，使許多西部省份認為這點增加的資源稅與當地付出的環保治理等方面的代價相比，遠遠不夠！另一方面，東部某業內人士直言，即使缺電情況再嚴重，欲從西部調煤增加庫存也困難重重，因為產煤大省只有在保障自己電煤供應充足的情況下，才放行外運電煤。當然這也是保持本地下游產業效益為先。有業內人士分析指出，1噸標準煤的發電量大約為3300千瓦時，而這1噸煤對于產煤大省來說，價值500余元，地方僅僅收到最多8元的資源稅；但3300千瓦時工業用電大約價值3000元，其在地方上產生的稅收等收益則遠遠大于30元，這還不算其他下游產業產生的地方效益。因此，資源省份與資源消費省份博弈的本質是區域GDP以及財政效益。其背后更深一步的是地方政府政績利益間的博弈。

　　在資源緊張、持續缺電的情況下，東部一些經濟發達省份也就是資源消耗大省紛紛采取措施，加大節能減排力度。以廣東為例，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廣東以8.66%的用電量增長，支撐了10.1%的GDP增長。低電量支持高增長充分顯示出廣東節能減排的進展。據悉，廣東目前已基本建成有序用電管理長效機制。該機制由政府根據年度電力供需平衡預測和國家有關政策組織編制有序用電方案，由各地市供電局承擔實施。按照國家節能減排政策要求，優先保障高附加值企業的用電需求，嚴格限制高耗能、高污染、高投入、低產出的企業用電。正是在這種機制下，作為GDP占全國1/9的經濟大省，最大用電錯峰負荷達到740萬千瓦的廣東，將缺電對經濟的影響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