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些產能過剩、高能耗、高污染的行業，不必對其困境過于擔憂，經濟要轉型就要允許有一定的淘汰率。”浙江省社科院經濟所所長徐劍鋒的這番話，不被浙江省電氣行業協會會長鄭元豹認同，他坦言，“目前，中小企業連生存都存在困難，實現轉型升級還需依靠相關政策支持。否則，經濟發展恐怕會失去活力。”

       近期，筆者深入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份調研時發現，在“三荒”(錢荒、電荒、用工荒)、“三高(高物價、高稅負、高成本)”影響下，沿海中小企業不少陷入生存困境。作為國民經濟中最活躍的細胞、吸納就業人數最多的市場經濟體，中小企業普遍遭遇生存考驗應引起足夠重視。

       接受筆者采訪中，福建泉州石獅市商業局副局長林金場說，良性的經濟環境不應當讓專心實業的中小企業越來越累，“由于原材料價格上漲、融資難等因素導致的生存困境，政府部門可以出臺針對性措施幫企業渡過難關，并借此適當調整產業規劃布局，引導中小企業在轉型升級中取得長遠發展。”

      “假倒閉、真停擺”

       筆者調研發現，盡管斷言沿海中小企業“倒閉潮”為時過早，但受多重因素困擾，部分企業事實上已經處于“假倒閉、真停擺”狀態。

       在珠三角地區，不少企業由于“接單無利潤”基本處于“簡單在生產”狀態。在深圳市布吉區，一家專做外貿貼牌的企業負責人說，以往一年最多能加工幾十萬件服裝，今年上半年的產量還不到5000件，“現在是訂單接多了不行，完全不接也不行。設備一旦停下來再重新啟動，可能就不能用了。”

       地處長三角地區的浙江省，中小企業的生存困境也仍在蔓延。溫州目前有大約36萬家中小企業，其中20%處于半停工或停工狀態。筆者在浙江康爾樂電子有限公司的車間里看到，這家年銷售額約為1000萬元的小企業僅開啟六成負荷運轉。溫州市中小企業投資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按現在的趨勢發展，明年春節過后可能會有40%的沿海中小企業停工或半停工。”

       一些面臨生存危機的中小企業已經開始轉離主業。浙江省商務廳綜合處對1700多家外貿企業的最新追訪顯示，約兩成企業的主營業務利潤在利潤總額中占比不到20%，呈現“企業主營業務邊緣化”現象。多位經濟界人士認為，需警惕中小企業在實業經營困難的情況下轉向投資領域，導致國民經濟根基受損。

       筆者調查發現，從企業規模來看，目前企業“生存危機”最為突出是營業收入2000萬元以下，員工200人以下的規模以下中小企業，而多數融資和創新能力強的大中型企業經營狀況良好。

       浙江省人大財經委相關負責人分析說，今年1～5月浙江省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33.7%，但利潤主要集中在大企業大集團。廣東省中小企業局局長張文獻說，廣東省中小企業1～5月完成的增加值保持了兩位數增長，而且增加值比全省的平均水平超出11%，“這說明關停的大多是小企業、微小企業，它們對總體產值影響并不大。”

       四類中小企業陷“沼澤”

       據筆者在沿海三省走訪了解的情況，不少企業主認為當前正面臨“史上最困難生存期”。按企業類型劃分，四類企業在當前生存壓力最大：

       其一，“原材料依賴型企業”。浙江樂清柳市天銀合金技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趙立文告訴筆者，今年以來推掉了30%的訂單，這在開廠20多年來從來沒有過，“4月份，銀價暴漲到一萬多元一公斤，廠子差點倒掉，現在利潤也只剩5%。”由于資金緊張，天銀合金庫存的原材料純銀從2噸降至200公斤，常常是今天用完明天再買。筆者調查發現，五金、棉紡、家具等行業的受困中小企業普遍存在這一問題。

       其二，“傳統低利潤制造企業”。企業普遍反映生存之難，在于勞動力、原材料等生產要素紛紛漲價，使原本就微薄的利潤趨零。作為浙江省第一大傳統產業的紡織企業正普遍面臨這個問題。目前浙江紡織行業普遍利潤仍在5%左右，加上貸款難，迫使部分企業從民間融資，以溫州當前最低的月息三分計算，一年的利率仍達到36%，是紡織業生產利潤的7倍以上。在制造業上獲取的利潤填不滿高利貸的“坑”，最終將逼迫企業走上絕路。

       其三，“需求萎縮、產能過剩企業”。筆者在溫州了解到，當地打火機企業最高峰時有4000多家，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也有超過500家，而如今只剩約110家，仍安于打火機生產的企業僅占其中的三分之一。“更多的老板只是把企業作為一個融資平臺，才讓它活著。”溫州煙具行業協會會長黃發靜向筆者介紹說。

       一些傳統行業盲目轉投的新興行業也面臨產能過剩危機。據統計，杭州市從事LED產品研發和生產的企業數從2000年的16家快速增長到2010年9月的179家，多了十余倍，但需求并未同步高速增長，產業過剩苗頭開始顯現。

       其四，“環保不合格企業”和“產能落后企業”。今年5月份浙江德清市發生血鉛事件后，浙江省環保廳派出10個檢查組對全省登記在冊的所有273家蓄電池企業進行了地毯式排查，其中213家企業被勒令停產整治。一些蓄電池企業受此影響，完不成產品訂單，遭遇違約賠償后面臨經營困境。工信部7月公布的落后產能企業名單共包含2200多家企業，其中涉及水泥、造紙行業面臨被淘汰的企業超過一千家，多數都是中小企業。

       不穩定“苗頭”初顯

       筆者采訪了解到，持續的生存壓力已經導致一些企業不堪重負宣告破產，加上沿海中小企業盛行互保等貸款融資方式，上下游生產企業之間“三角債”日趨增多，大批企業因催債引發的砸、搶等不穩定因素已經開始出現，一些拿不到薪金的工人也在鬧事。有企業主反映，需警惕債務危機引發的連鎖反應進一步擴散蔓延，危及社會穩定。

       在溫州，浙江天石電子有限公司最近成為繼江南皮革、波特曼等之后，又一個宣告倒閉的當地知名企業。在現場，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管道修理工告訴筆者，“老板還欠我一萬多塊工錢呢。現在什么東西都漲價，又白打了半年工，讓老百姓怎么活啊？”

       對于尚未倒閉的企業而言，浙閩一帶盛行的企業“互保”融資方式讓企業主人心惶惶，“一損俱損”的連帶效應讓企業主在高風險和融資難之間陷入兩難。浙江捷仕泰電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林錫旭在國內多個省份開辦了工廠，今年以來只與一家親戚開辦的公司開展了“互保”，“誰也不敢輕易把自己的公司系在別人的褲腰帶上，風險太大了。”浙江電器精益集團董事長陳冬青說，目前大量互保企業尚處于平衡狀態，但一旦出現資金缺口，影響的肯定是一連串企業。

       在珠三角地區，上下游廠商層層壓賬期導致“三角債”情況增多，成為潛在金融風險。順德佳臣橡膠模具廠模具車間的張姓主管向筆者介紹說，現在大的電器廠商都拿承兌匯票來壓賬期，時間長達6～8個月，“下游壓我們，我們就拿承兌匯票壓上游供應商，由此演變成了‘三角債’。未來如果我們倒下去，將會直接帶倒一批上游企業。”一些企業主坦言，一旦破產，老板早就已經把能變賣的東西都卷走了，最后遭殃的都是工人。

       淘汰轉型也要“有保有壓”

       多位受訪的經濟界人士認為，此次危機是中小企業長期積弊的一次集中爆發，融資難、用工荒、資源緊缺、匯率上升等因素，導致遲遲難以轉型升級的中小企業在高成本時代集中暴露出軟肋。他們普遍認為，當前趨緊的宏觀調控政策對經濟長遠發展有利，但需更注意宏觀調控政策的連貫性、穩定性。目前的有些宏觀調控政策呈現“一刀切”趨勢，往往傷及了脆弱的中小企業。順勢淘汰落后產能、扶持優質產業，實現轉型升級需要有保有壓。

       相關人士提出，淘汰哪些企業、如何轉型升級，希望政府部門明確態度并進行扶持指導。在擁有30多年制鞋史的浙江康奈集團，常務副總裁周津淼告訴筆者，政府號召“退二進三”，但是例如是否支持發展皮革業，溫州具有代表性的打火機行業是否要淘汰，企業感到迷茫，“如果像個別省市明確表示不支持制鞋業發展，我們就早點轉型干別的，希望政府有個明確規劃和表態。”

       一些企業主還提出，在限電等措施上也應區別對待，“給瘦子和胖子一樣的減肥標準，這是在打擊先進。”浙江南藝管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鄭阿寬通過筆者建議，政府不妨通過稅收、產值等數值分析出企業的質量，對優質中小企業給予支持。

       受訪企業主還表示，原材料、勞動力成本上漲很大程度屬于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企業要經得起風浪就得摸爬滾打，但希望政府針對中小企業出臺的扶持政策能進一步細化、落實。珠三角地區的一些中小企業反映，政府的扶持措施讓它們感覺“雷聲大、雨點小”。順德中小企業促進會秘書長謝馳說，審查門檻高、審批環節多、辦理時間長是扶持政策共有的“痼疾”。

       “以順德為例，去年6月就已經啟動的‘中小企業集合票據融資’項目，由于要求單家企業凈資產不低于6000萬元，一年過去只有兩家企業成功參與，其他的還在等待審批。”浙江遠創圣誕有限公司總經理周愛玲說，與民企“三十六條”如出一轍，不久前頒布的緩解小企業融資難的“銀十條”至今未有細則出臺，“就像給中小企業畫了個餅，看得見、吃不著。”

       中小企業浙閩粵“眾生相”

       一邊是中小企業打著“用工荒”旗號拼命喊渴，另一邊是勞動力市場卻存在為數不少的閑置勞動力，看似矛盾的現象同時并存，是筆者在沿海多省調研時發現的“怪相”。深入走訪發現，這一現象背后蘊藏的是當前經濟環境下勞資雙方工價預期錯位，而局部地區用工冗余帶來的社會治安隱患已經開始顯現。受訪基層干部和相關專家認為，主管部門應加強就業引導，并針對企業適當展開補貼，避免用工難題壓倒中小企業帶來更多冗余勞動力，加劇社會治安隱患。

       “車間空，閑漢多，招工難”

       在生產小型開關的浙江康爾樂電子有限公司的車間里，座位松散的工人們正在排列松散的工位上趕工。春節以來，這家年銷售額約為1000萬元的小企業一直維持半負荷運轉，公司生產部經理柯志武說，“公司滿員時大約有350名員工，但今年即便是漲薪，春節至今也只招到150人，招工難已經成了最大的困難。”

       企業缺工，勞動力市場卻仍有不少閑置勞動力。筆者隨機走進溫州樂清市柳市鎮勞動力市場的一個職業介紹所，不大的門面房里閑坐著30來個中青年男子。當時下著很大的雨，但他們都不愿意呆在家中，而是出來等活干。整個市場大約有400人在等待。

       “我們也在納悶，為什么勞動力市場有這么多閑散人員，但他們看上去似乎都不急著找工作，也不問，只是在市場里逛。”浙江省義烏市勞動力就業管理服務局副局長吳祖軍說，義烏勞動力市場的人流春節過后一直沒有間斷，場內人數維持在三四百人左右，上午人多時可以達到五六百人，“事實上市場里每天發布的用工信息有五六千條，真想找工作還是能挑到崗位的。”

       “工好找、錢難賺”

       “不是缺工作，關鍵是工資都太低。”在溫州樂清柳市鎮勞動力市場，筆者碰到32歲的重慶人方厚亮，他說自己目前的月薪是2000元出頭，正準備另覓東家。方厚亮算了一筆賬：每月房租、水電費一共300元，一家三口吃飯1200元，再加上抽煙、手機費等開支，就剩不下多少錢了，“豬肉、煤氣、油鹽醬醋都在漲，起碼要找個月薪3000元的工作吧。”

       筆者在浙江溫州、義烏等地的多個勞動力市場了解到，不少工人等了快一周也沒有找到工作，最長的已經等了2個月。他們說，老板不肯漲工錢是工人不肯上班的主要原因，“我們做計件工的，每件東西能賺多少錢，加起來老板能賺多少，我們都會算出來的，我們不傻。”

       廣東東莞一家精密五金制造企業的負責人表示，最近兩年為了能夠保證企業正常運轉，他給工人開出的工資已經越來越高了，“以前完成100萬元產值需要支付的工資大概是8萬元，今年上半年已經升到了12萬元，50%的工資成本漲幅對于我們這些主要依靠勞動力成本取勝的小企業而言，壓力已經承受不起了。”

       用工冗余潛藏治安隱患

       “我們一屋子正當壯年的男人，卻找不到工作，到底是誰出了問題？二是為什么現在工作時間那么長，都要9～12個小時？三是為什么辛苦工作卻剩不下什么錢，除了自己花的，老家的老小根本寄不回錢去？”在溫州樂清柳市鎮勞動力市場，來自江西上饒的朱仕嶼問筆者，“我們希望老板們每個月能按時按量發放工資，但這個最基本的需求都不能滿足。”一番話引來屋里眾多農民工響應。

       廣東省社科院副研究員劉夢琴認為，貧富差距、無法融入城市生活以及對未來的困惑引發了外來人員的焦慮，偶然的不公平事件很容易誘發他們不滿情緒的釋放。近期廣東新塘、潮州等地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就是例證。

       采訪中，浙江省公共行政與人才人事科學研究所所長陳詩達等專家建議，相關部門可從兩方面入手降低治安隱患：其一，加強就業引導。即便是結構性缺工導致勞動力市場走向買方市場，工價一時被抬高，一旦企業轉型升級步伐跟上，大量不具備專業技能的剩余勞動力仍將面臨就業難，政府有責任引導其就業，讓他們在就業過程中增加自身的人力資本存量；其二，員工的社會保障費用客觀上給企業帶來了不小的負擔，當前中小企業普遍面臨生存困境，政府部門不妨對有潛質的中小企業給予補貼，讓企業有余力提高工價穩定員工。